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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要新闻（2010-01-20）

本台独家发表刘晓波最后陈述

本台星期三授权发表被判刑的零八宪章起草人刘晓波去年12月23号一审时不被允许在庭上读出的最后陈述。最后陈述说，我坚信中国的政治进步不会停止，我对未来自由中国的降临充满乐观的期待，因为任何力量也无法阻拦心向自由的人性欲求，中国终将变成人权至上的法治国。我也期待这样的进步能体现在此案的审理中，期待合议庭的公正裁决——经得起历史检验的裁决。表达自由，人权之基，人性之本，真理之母。封杀言论自由，践踏人权，窒息人性，压抑真理。为饯行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之权利，当尽到一个中国公民的社会责任，我的所作所为无罪，即便为此被指控，也无怨言。

前学运领袖周勇军被判9年

前天安门学运领袖周勇军诈骗案于1月15日在四川省射洪县法院第二次开庭审理并当庭宣判，法院认定诈骗罪成立，但因诈骗未遂减轻处罚，判处有期徒刑9年，罚金8万元人民币。判决书将在开庭后五日内送达。周勇军是1989年第一个被选出来的学自联主席，"六四”后被关押近两年。1992年逃到香港，后来到美国。1998年偷渡回中国的时候，被中国当局以“偷渡”罪名判处劳动教养三年。

国际笔会会长声明支持刘晓波

据独立中文笔会报道，国际笔会会长约翰·拉尔森顿·索罗博士星期二代表国际笔会全体会员给独立中文笔会写信，对荣誉会长刘晓波博士被判处11年徒刑、秘书长赵世英被拘押，以及对全体会员的处境表示关切和支持。信中说，刘晓波被判处11年徒刑，赵世英被拘押，既有悖于中国宪法对人权和言论自由的保障，也违反了中国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的承诺。我们所希望的就是中国尊重自己的宪法及其所承诺的国际协定。

人权观察发表年度世界人权报告

人权观察组织星期三发表年度世界人权报告，报告对中国人权状况提出批评。报告指出，中国用取消律师执照的方式迫害维权律师，用捏造刑事罪名的方式打击异议人士，同时取缔一些人权团体。报告还批评了中国对新疆地区族裔暴力事件的残暴镇压。报告指出，西方国家在过去一年内软化了对中国人权状况的批评。

邯郸家庭教会基督徒28名获释

据对华援助协会星期三报道，1月8日下午被邯郸市公安和宗教局拘捕的30位家庭教会基督徒已有28名获释，中国家庭教会联合会李萃香牧师和北京教会吴江河长老依然在押。他们2位各判15天行政拘留，

广东清远发生警民冲突

据此间的明报报道，广东清远阳山县阳城镇星期二发生警民冲突，警方动用防暴枪和催泪弹驱散人群，村民用燃烧弹反抗。19日上午9时许，阳城镇镇委书记林光强带领近200名身穿警服、头戴钢盔的防暴队员入村，强拆村民房屋，双方冲突持续近1小时，十多名村民受伤，其中2人被防暴枪击中，伤势严重，镇委书记和一些警员也受伤。中午时双方停手，警察傍晚5时撤离该村。

中美就谷歌风波举行谈判

据法新社报道，美国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坎贝尔星期二表示，美国和中国政府近期举行了“一系列会议”，讨论有关互联网搜索引擎谷歌所称黑客侵入其中国电邮帐户而引发的争议。坎贝尔预期，今后几天美中双方还将就这个问题继续举行磋商。星期二，谷歌推迟了在中国推出新型手机的计划。与此同时，北京表示它有明确的反对电脑黑客的法律，并否认了中国政府可能是谷歌遇袭事件幕后策划者的指责。

广西农银两百多内退职工抗议

据中国国内的维权网报道，广西农业银行两百多名内退职工18日在南宁举行静坐抗议，他们不满单位的内退规定，要求提高工资待遇。一位抗议参与者透露，参与抗议的职工年龄绝大多数在五十岁以上，大约有两百多人。当天下午，各地分行的领导陆续赶到，开始劝退职工。另外，不断有警车到达现场，警察人数逐渐增多。此次抗议活动于下午六点半结束。

上海市民继续绝食声援冯正虎

据中国国内的维权网报道，1月20日，是上海维权人士冯正虎滞留东京机场被拒绝回中国的第78天，上海市民继续接力绝食声援冯正虎回国回家。20号是抗议活动的第40批市民绝食。这一天上海又有5位市民绝食声援冯正虎先生的回国回家行动，他们表示会一直绝食下去，直到冯正虎可以回到自己的祖国为止。同时，他们对上海当局漠视中国公民的基本人权，置本国宪法和国际法如儿戏的作为感到惊讶与愤怒。

广州再爆抗议建垃圾焚烧厂

据民生观察工作室报道，广州再爆居民大规模抗议建垃圾焚烧厂事件。据了解，这次抗议针对的是广州李坑垃圾发电厂，星期三周围逾千居民已连续二天到电厂静坐抗议。从星期二开始，李坑垃圾发电厂附近的永兴村一、二千居民就集体到李坑垃圾发电厂门口静座抗议，当天现场还来了逾百警察，不过双方并未发生冲突。

陕西省杨博法律工作者证书被扣

据中国国内的维权网报道，2008年10月，陕西省宝鸡市凤翔县的维权人士杨博，经过陕西省司法厅的培训取得了法律工作者证书。同时参加培训的人在2009年元月都从司法局领取了法律工作者证。然而，宝鸡市司法局却扣押了杨博的证书。自2009年7月开始，杨博无数次的索要，都无功而返，甚至连凤翔县县长为此做出批示也无济于事。市、县司法局的口头答复是：杨博是不稳定分子，和海内外媒体有这样那样的关系。

9岁残疾女儿安琪陪父上访

据博讯网报道，1月19日，内蒙古二连市铁路俱乐部职工安文生，推着轮椅上的9岁残疾女儿安琪，顶着严寒暴雪从内蒙又一次来到北京上访。至今已经四年了，他们每个月进京一次上访寻求正义。星期三上午他们到最高人民法院信访立案大厅门前，安文生眼含热泪愤慨地说：“法院不给公正判决。政府以残疾女童安琪的名义捐款，但从未给过安琪分文。谁来救救孩子、谁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2005年4月，五岁的小安琪在内蒙二连浩特市幼儿园造成意外伤害，造成残疾。事后安琪的母亲突发心衰死。安琪父女走投无路，只好进京乞讨上访。

上海普陀区原区长蔡志强涉嫌受贿

据明报星期三报道，上海市普陀区原区长蔡志强因涉嫌受贿罪，近日被依法提起公诉。据悉，蔡志强在任职期间，涉嫌收受多家公司或个人贿赂的财物共计价值人民币280多万元。蔡志强出生于1964年，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毕业，1997年以来历任上海市普陀区政府副区长、代区长、区长等职务，案发前任上海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正局级巡视员。2009年12月被立案侦查。

海地首都太子港发生６.１级余震

海地首都太子港在当地时间星期三早上６时０３分发生里氏６．１级余震，这是１２日海地发生里氏７．３级地震以来，震感最为强烈的一次余震，许多人惊恐地跑到了街上，但这次余震造成的损失目前还不明确。

亚太报道（2010-01-10）

新疆自治区政府宣布开放国际长途去话业务

2010-01-2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对外宣布，自1月20日零时起，全面开放自治区内的国际长途电话去话业务。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何平采访报道

中国官方中新网1月20日的报道表示，开放自治区内的国际长途电话去话业务，是继去年12月28日新疆自治区恢复疆内用户对人民网和新华网的有限浏览访问后，一项新的解除管制的措施。本台记者于北京时间1月20日晚间，从美国分别致电新疆大学、喀什地区第一人民医院以及新疆民航酒店管理公司的航空酒店查证有关情况，电话却没有任何接通的信号。记者又多次致电乌鲁木齐市114查号台，信号接通后随即出现盲音：嘟…。

去年7月5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发生严重暴力事件之后，中国政府随即强制实施“三断一限”的局部通信管制，即切断出入新疆的互联网、手机短信和国际长途电话业务，并同时对出入自治区的国内长途电话进行了限呼。总部设在德国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表示，他们就新疆开通国际长途电话服务的消息进行了跟踪调查： “经过跟踪以后当地的确开通了几部电话，那么这几部电话被那些投机商们利用这次通讯封锁的这次机会抬高电话费用的价格。因此维吾尔人的经济状况根本无法承受。另外，中国加强了对电讯的监控，任何人拨电话必须在电信局标语、登记包括他的身份证在内，准确的家庭住址。那也就是说任何人对外的这种沟通都在中国政府的彻底监控之下。”

新疆自治区政府在去年12月发布的公告表示，“7-5”骚乱事件发生后，自治区对于互联网和电话通信的局部管制，为平息事态和维护稳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美国专栏作家、乔治梅森大学电信工程教授章天亮博士认为，中国政府对于信息极力控制不单给全区各族民众的生活带来不便，也表现出当局对于处置“7-5”事件是否公正的问题极度缺乏自信：“这次好像开通了这种区话业务，也就是说可以从新疆往外打。但是我觉得这个实际上外界需要了解的是新疆民众的情况，包括它一些登记措施啊，必须要实名登记等等、背景审查。所以中共它实际上是一种极度缺乏自信的表现。因为如果说你的新疆事件处理是公正的，像人民网上所宣传的那样，那你完全可以让老百姓来说。”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的发言人迪里夏提则认为，中国政府目前逐步开通新疆境内通信的姿态有两方面的原因：“我们认为中国政府做出这种相应的措施，一是抵挡外部国际社会的这种压力；另外一个方面呢，在当地利用这种所谓的开放即能欺骗外部，同时在技术上进一步的加强了对维吾尔人的通讯包括网络的监控。其主要的一个原因，中国是担心‘7-5’在当地进行军事性镇压的事件的真相向境外或者向国际社会透露。”

根据中国官方公布的信息，2009年7月5日发生的新疆骚乱事件共造成197人死亡，1600多人受伤，当地的市政、电力和交通等设施也遭到严重破坏。章天亮教授指出，自由信息的流通是检验政府的标志，当局对于新疆的一系列严密管控政策体现出当代中国社会问题的缩影：“当新疆封锁这个媒体的时候，我们恰恰看到中共它自己知道不仅仅是维族人不满意，汉族人也不满意。新疆它可以说是中国整个的一个缩影。现在的话，比如它的网络实行白名单制度等等。我们看到自由信息流通的话，实际上是一个政府对自己有没有信心的一个标志。如果说老百姓说话的这种权利都没有的话，那么实际上一个矛盾不断积累，最后老百姓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这样的情况出现。”

本台维吾尔语组记者还了解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宣布开放国际长途去话业务后，在1月20日凌晨，向新疆克拉玛依和伊犁地区打入的国际长途电话曾经出现过短暂的接通现象。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何平的报道。

甘肃将建650人网评员队伍以引导舆论

2010-01-20

随着中国互联网用户数量的增多，中国政府也开始雇用更多的网评员。甘肃省政府官员近日宣布，今年将建立一支650人的网评员队伍，以正确引导舆论。下面请听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林坪的报道。

《西部商报》的报道说，随着互联网成为各种社会思潮、利益诉求的集散地，发现和培养一批引导正确舆论方向的网络评论员队伍也变得刻不容缓。甘肃省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励小捷星期一在全省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表示，今年，甘肃省将加快网监、网评队伍建设，形成一支由650人组成的网评队伍，该队伍将包括 50名网络评论“高手”、100名网络评论“好手”和500名网络评论“写手”。这些网络评论员将经常登录网站、BBS、博客等，了解网上信息并针对网民关注的热点问题，及时发帖跟帖，正确引导社会舆论。报道说，甘肃省宣传部长励小捷还在会上要求宣传部门的工作者，积极回应人们普遍关心的就业就学、楼市股市、卫生医疗等热点，主动设置议题，引导群众正确看待热点，理性合法表达诉求。

对于“网评员”在中国的出现和推广，美国的《中国信息中心》主编杨莉藜表示：“网评员民间把它叫做‘五毛党’。网评员巨作呢，根据有关研究，应该是在2005年已经有了端倪。当时是在一些地方，比如说在湖南，这是比较早的出现的省份。后来有关当局认为这种方法很好，所以慢慢地就由各个省份、各个机构开始正式地招募网评员。有的时候在网上发现一些单位招募网络评论员的这些管道，有各种各种的条件，但是首要的是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理解党的政策。”

杨莉藜认为，中国政府历来注重控制舆论，“网评员”是中国政府把对现实世界的监控延伸到虚拟世界的产物：“政府过去在网络出现之前，它也有一些所谓占领民间舆论阵地的方法。包括文革时代，毛泽东说过，就是舆论阵地，‘我们如果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会去占领。’然后它有各种各样的方法，比如说通过一些什么居委会呀，渗透到各个基层的人来造舆论。现在网络上它其实是又重复了这样一种方法。视图来左右舆论。”

对于甘肃省公开建立网评员队伍，原海外中文网络杂志《大参考》主办人李洪宽评论说：“现在越是落后地区，越是学这个东西它越是公开地学。因为他的领导要想报功的话呢，在经济建设，在改革开放啊，别的方面都是落后的，但在这方面它很容易学上。共产党的宣传部门出的这个钱，是宣传费用。可是中国共产党的钱是从哪里来的？还是党国不分? 还是从政府来的? 政府就是从老百姓身上搜刮的吗。所以说党的钱也是政府的钱，政府的钱那就更是老百姓的钱。所以实质是老百姓自己掏钱来请人讲一些假、大、空，虚假、误导性的东西。这是非常荒谬的，这是错误的。”

杨莉藜表示，“网评员”发帖得钱，最初的价码是一帖5毛，所以得到“5毛党”的称号，而“网评员”近年来的待遇也得到提高。杨莉藜认为，用纳税人的钱监控、愚弄纳税人的行为是可耻的，“网评员”也无法左右真正的民意。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林坪的报道。

“人权观察”关注中国人权状况

2010-01-20

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最新发表的《世界报告2010》涉及世界各国的人权状况，并且对中国的人权状况表现出特别的关注。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高山和方雷克的采访报道

总部设在美国纽约的人权观察的最新年度报告详细列举了中国在各个领域发生的侵犯人权事件，其中包括限制言论?o宗教自由以及侵犯妇女和劳工权益等等，同时亦特别提到和关注西藏和新疆的人权情况。人权观察亚洲研究员苏菲-里查森说，过去一年，中国官员阻挠公民团体的各种活动，其中包括帮助四川地震灾民的一些团体；政府还加强了对维吾尔族和藏族等少数民族地区的控制，并加紧对律师和维权人士的监控:“过去一年，中国发生的一些主要事件令人关注，一个是 2009年，中国政府继续执行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实行的各种言论自由限制，以防止在国庆六十周年及天安门广场屠杀20周年期间发生动乱。另外一个是新疆发生的史无前例的骚乱事件，骚乱事件之后，有数十名维吾尔族的一些男子和青年失踪了，这使我们格外关注。”

人权观察的报告说，中国共产党继续其一党专政，尽管司法在改革，但司法仍然必须听从共产党的指挥。公民在言论，集会和宗教自由方面仍然受到极大限制，政府对互联网的监控和新闻审查更加广泛。里查森女士还提到了中国的黑监狱问题:“黑监狱得到中国媒体的关注，尤其是中国共产党控制的《?t望》新闻周刊都指出黑监狱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污点，但尽管如此，开设黑监狱的有关人员没有受到法律的追究，被关进黑监狱的人也无法伸冤，这一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人权观察的报告指出，中国的记者，博客作者及三亿多网民遭受政府无端的新闻审查。不过在2009年6月30号，中国新闻自由的倡导者们赢得了一个难得的胜利，中国政府试图在所有有待出售的电脑中安装绿坝防火墙软件的计划搁浅，这一计划的失败是因为遭到3亿多网民的反对，国外的电脑制造商和其他国际组织也尖锐批评中国政府安装绿坝软件的做法，美国贸易代表和商务部长也在世界贸易组织挑战中国政府的这一做法。报告说：“到目前为止，中国有28名记者因被胡乱扣上煽动颠覆和泄露国家机密等罪名被监禁。2009年2月13号，中国政府发布了新的记者行为准则，与外国记者进行合作的中国新闻记者助理如果从事独立报道将面临被解雇或者吊销记者证等处分。在5/12四川大地震一周年前夕，中国公民接受外国记者新闻采访会遭到报复，例如，2009年4月6号，四川什坊的一位父亲因接受德国电视台的采访，讲述因校舍在地震中倒塌而失去儿子的事情，他因此被拘留。”

人权观察的报告指出，基本的人权和自由在中国没有得到保证，特别是中国当局继续直接控制司法和审讯判决，公民对官员贪污腐败?o非法夺取土地，违反劳工权利和其他滥用权力事件，都无法通过司法渠道申诉，因而导致更多民众走上街头，引发数以万计的抗议和暴力事件。纽约的人权活动人士刘青说，人权观察对中国的评价基本上是正确的。中国的人权过去一年没有任何改善，中国还进一步加强了对新闻控制，特别是对互联网的控制:“在最近，尤其是在金融危机之后，他们认为财大气粗，对国际社会的批评和谴责根本不理不睬。所以，言论方面呢控制得非常紧，包括网络上的言论。在这一方面的控制和惩罚都是相当严厉的。”

人权观察的报告说，中国越来越多的维权人士在2009年为捍卫中国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付出了巨大代价，其中的刘晓波因08宪章被判处重刑就是一个案例。纽约的人权活动人士刘青说，刘晓波完全是因言获罪，他没有触犯中国的任何法律：“而实际上，《零八宪章》从人类普遍价值的一个角度来表达自己的意愿。而人类普遍价值一定对专制是有冲击的，所以他们对刘晓波他们进行迫害。”

人权观察的报告呼吁国际间对中国领导人施加压力，促进中国人权状况的改善。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高山和方雷克的采访报道。

周勇军一审判九年黄琦二审弃辩护权

2010-01-20

经香港被捕的八九学运领袖周勇军被四川射洪法院以诈骗罪一审判处九年徒刑，案件令香港一国两制司法独立受到质疑。与此同时，四川的维权人士黄琦二审，法院阻挠阅卷，辩护律师退出案件抗议。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丁小采访报道

89天安门学运领袖周勇军案上周五在四川射洪县法院二次开庭及宣判，认定诈骗罪成立，但因诈骗未遂减轻处罚，判处有期徒刑9年，罚款8万元人民币。

周勇军的辩护律师陈泽睿周二曾向本台表示，当事人会上诉，他们目前正在做二审工作，希望为周勇军争取较轻的刑罚，所以目前决定不对媒体多说。“现在判决书还没法过来，现在怎么说呢。。正在做二审的工作，想给他争取个更轻的更好的结果，所以想等二审结束之后才一并说。”

八九天安门学运时担任高校自治联合会主席的周勇军，曾在人民大会堂前下跪，请求当局接纳学生要求，六四后被捕，直到九一年经过国际交涉获释。其后流亡美国取得居留权，并育有两子。九八年他曾返回中国，被以偷越国境罪判处劳教三年，02年再度赴美国。直到０８年，他希望回乡探亲，由于申请回国签证遭拒，透过一家中介公司取得马来西亚护照及假名，成功前往澳门，其后尝试入境香港时，被指所用护照的名字涉嫌一起寄信恒生银行的诈骗案，遭警方扣查。香港警方经过签名对照后称证据不足，将他释放，但随后扣留了他护照的香港入境署称，深圳警方有事情要找他谈话，转交大陆公安。秘密关押7个月后，由他老家四川射洪县以“诈骗罪”起诉。他的辩护律师曾提出中国大陆是否对此案有司法管辖权的质疑。

此次周勇军的判决引起香港媒体和舆论关注，一国两制下香港的司法独立原则受到考问，香港人权监察组织总干事罗沃启周三接受本台采访时说：“我们担忧中国大陆是透过它的影响令香港执法机关把周勇军押送到中国大陆去，像是拱手相送了我们的独立司法权，令一国两制没有实质的保障。另一方面，担忧周勇军先生不是因为什么诈骗刑事罪行，而是因为过往参与民运的身份，会不会有一天，其他来自中国大陆或是香港本土的人，因为开罪了中国，尤其在是政治方面的问题也有相似的遭遇？这都是我们不接受的。”

另外被以 “非法持有国家机密”罪名一审判刑三年的四川维权人士黄琦，依法上诉正在二审程序中，原本律师要在上周前递交书面辩护材料，而由于二审法院成都中院方面继续不允许律师复制案卷，在当事人黄琦的要求下，律师终止辩护表示抗议。辩护律师丁锡奎说：“二审法院没有按照法律规定给我们阅卷，有些卷不让复制。黄琦在会见的时候提出如果不让复制他的上诉状的话，就让我们终止辩护，意思是权利得不到保护、辩和不辩也没什么两样了，我们就遵照他的意思，给法院去了个律师函终止辩护了，上周五发出的。”

二零零零年就曾因关注维权并且在网站上传播反腐及六四信息被捕，并以“煽动颠覆”罪名判刑五年的人权网站─“六四天网”创办人黄琦，在０８年四川地震发生后，多次组织志愿者进入灾区提供物资，也将灾区的情况发上网，他在地震后不足一月间被当局以涉密逮捕。

黄琦案一审时就由于法院阻止，律师不获准查阅复制部分案卷，庭审也是闭门进行，而既然判决书已经披露所谓的国家机密指的是与地震完全无关的三份国家管控信访工作的指导文件，此次二审却继续以机密为由不准律师查阅案卷连黄琦的上诉状都不允许律师复制，内情耐人寻味。

黄琦的妻子曾丽表示无奈，她认为当局抓捕黄琦的目的以及至今真正视为秘密的，还是四川地震的内情。“ 律师阅卷的权利都没有的话，那。。我真的没办法说了。。起诉的材料根本没有谈地震的事情，但黄琦向律师说，被捕初期半个月所有的提审都是围绕着地震的所有资料问的。”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丁小的采访报道。

（RFA授权首发）刘晓波一审时不被允许在庭上读出的最后陈述

2010-01-20

我没有敌人——我的最后陈述刘晓波（2009年12月23日）在我已过半百的人生道路上，1989年6月是我生命的重大转折时刻。那之前，我是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届大学生（七七级），从学士到硕士再到博士，我的读书生涯是一帆风顺，毕业后留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在讲台上，我是一名颇受学生欢迎的教师。同时，我又是一名公共知识分子，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发表过引起轰动的文章与著作，经常受邀去各地演讲，还应欧美国家之邀出国做访问学者。我给自己提出的要求是：无论做人还是为文，都要活得诚实、负责、有尊严。那之后，因从美国回来参加八九运动，我被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投入监狱，也失去了我酷爱的讲台，再也不能在国内发表文章和演讲。仅仅因为发表不同政见和参加和平民主运动，一名教师就失去了讲台，一个作家就失去了发表的权利，一位公共知识人就失去公开演讲的机会，这，无论之于我个人还是之于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年的中国，都是一种悲哀。

想起来，六•四后我最富有戏剧性的经历，居然都与法庭相关；我两次面对公众讲话的机会都是北京市中级法院的开庭提供的，一次是1991年1月，一次是现在。虽然两次被指控的罪名不同，但其实质基本相同，皆是因言获罪。

二十年过去了，六•四冤魂还未瞑目，被六•四情结引向持不同政见者之路的我，在1991年走出秦城监狱之后，就失去了在自己的祖国公开发言的权利，而只能通过境外媒体发言，并因此而被长年监控，被监视居住（1995年5月-1996年1月），被劳动教养（1996年10月-1999年10月），现在又再次被政权的敌人意识推上了被告席，但我仍然要对这个剥夺我自由的政权说，我监守着二十年前我在《六•二绝食宣言》中所表达的信念——我没有敌人，也没有仇恨。所有监控过我，捉捕过我、审讯过我的警察，起诉过我的检察官，判决过我的法官，都不是我的敌人。虽然我无法接受你们的监控、逮捕、起诉和判决，但我尊重你的职业与人格，包括现在代表控方起诉我的张荣革和潘雪晴两位检察官。在12月3日两位对我的询问中，我能感到你们的尊重和诚意。

因为，仇恨会腐蚀一个人的智慧和良知，敌人意识将毒化一个民族的精神，煽动起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毁掉一个社会的宽容和人性，阻碍一个国家走向自由民主的进程。所以，我希望自己能够超越个人的遭遇来看待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以最大的善意对待政权的敌意，以爱化解恨。

众所周知，是改革开放带来了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在我看来，改革开放始于放弃毛时代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执政方针。转而致力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放弃“斗争哲学”的过程也是逐步淡化敌人意识、消除仇恨心理的过程，是一个挤掉浸入人性之中的“狼奶”的过程。正是这一进程，为改革开放提供了一个宽松的国内外环境，为恢复人与人之间的互爱，为不同利益不同价值的和平共处提供了柔软的人性土壤，从而为国人的创造力之迸发和爱心之恢复提供了符合人性的激励。可以说，对外放弃“反帝反修”，对内放弃“阶级斗争”，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得以持续至今的基本前提。经济走向市场，文化趋于多元，秩序逐渐法治，皆受益于“敌人意识”的淡化。即使在进步最为缓慢的政治领域，敌人意识的淡化也让政权对社会的多元化有了日益扩大的包容性，对不同政见者的迫害之力度也大幅度下降，对八九运动的定性也由“动暴乱”改为“政治风波”。敌人意识的淡化让政权逐步接受了人权的普世性，1998年，中国政府向世界做出签署联合国的两大国际人权公约的承诺，标志着中国对普世人权标准的承认；2004年，全国人大修宪首次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了宪法，标志着人权已经成为中国法治的根本原则之一。与此同时，现政权又提出“以人为本”、“创建和谐社会”，标志着中共执政理念的进步。

这些宏观方面的进步，也能从我被捕以来的亲身经历中感受到。

尽管我坚持认为自己无罪，对我的指控是违宪的，但在我失去自由的一年多时间里，先后经历了两个关押地点、四位预审警官、三位检察官、二位法官，他们的办案，没有不尊重，没有超时，没有逼供。他们的态度平和、理性，且时时流露出善意。6月23日，我被从监视居住处转到北京市公安局第一看守所，，简称“北看”。在北看的半年时间里，我看到了监管上的进步。

1996年，我曾在老北看（半步桥）呆过，与十几年前半步桥时的北看相比，现在的北看，在硬件设施和软件管理上都有了极大的改善。特别是北看首创的人性化管理，在尊重在押人员的权利和人格的基础上，将柔性化的管理落实到管教们的一言一行中，体现在“温馨广播”、“悔悟”杂志、饭前音乐、起床睡觉的音乐中，这种管理，让在押人员感到了尊严与温暖，激发了他们维持监室秩序和反对牢头狱霸的自觉性，不但为在押人员提供了人性化的生活环境，也极大地改善了在押人员的诉讼环境和心态，我与主管我所在监室的刘峥管教有着近距离的接触，他对在押人员的尊重和关心，体现在管理的每个细节中，渗透到他的一言一行中，让人感到温暖。结识这位真诚、正直、负责、善心的刘管教，也可以算作我在北看的幸运吧。

政治基于这样的信念和亲历，我坚信中国的政治进步不会停止，我对未来自由中国的降临充满乐观的期待，因为任何力量也无法阻拦心向自由的人性欲求，中国终将变成人权至上的法治国。我也期待这样的进步能体现在此案的审理中，期待合议庭的公正裁决——经得起历史检验的裁决。

如果让我说出这二十年来最幸运的经历，那就是得到了我的妻子刘霞的无私的爱。今天，我妻子无法到庭旁听，但我还是要对你说，亲爱的，我坚信你对我的爱将一如既往。这么多年来，在我的无自由的生活中，我们的爱饱含着外在环境所强加的苦涩，但回味起来依然无穷。我在有形的监狱中服刑，你在无形的心狱中等待，你的爱，就是超越高墙、穿透铁窗的阳光，扶摸我的每寸皮肤，温暖我的每个细胞，让我始终保有内心的平和、坦荡与明亮，让狱中的每分钟都充满意义。而我对你的爱，充满了负疚和歉意，有时沉重得让我脚步蹒跚。我是荒野中的顽石，任由狂风暴雨的抽打，冷得让人不敢触碰。但我的爱是坚硬的、锋利的，可以穿透任何阻碍。即使我被碾成粉末，我也会用灰烬拥抱你。

亲爱的，有你的爱，我就会坦然面对即将到来的审判，无悔于自己的选择，乐观地期待着明天。我期待我的国家是一片可以自由表达的土地，在这里，每一位国民的发言都会得到同等的善待；在这里，不同的价值、思想、信仰、政见……既相互竞争又和平共处；在这里，多数的意见和少数的仪意见都会得到平等的保障，特别是那些不同于当权者的政见将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护；在这里，所有的政见都将摊在阳光下接受民众的选择，每个国民都能毫无恐惧地发表政见，决不会因发表不同政见而遭受政治迫害；我期待，我将是中国绵绵不绝的文字狱的最后一个受害者，从此之后不再有人因言获罪。

表达自由，人权之基，人性之本，真理之母。封杀言论自由，践踏人权，窒息人性，压抑真理。

为饯行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之权利，当尽到一个中国公民的社会责任，我的所作所为无罪，即便为此被指控，也无怨言。

谢谢各位！
刘晓波（2009年12月23日）

（刘晓波妻子刘霞授权自由亚洲电台首发）

我的自辩--刘晓波（图）

2010-01-20

《起诉书》（京一分检刑诉[2009]247号）列举了六篇文章和《零八宪章》，并总中引述了三百三十多字据此指控我触犯了《刑法》第105条第2款之规定，犯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对《起诉书》所列举事实，除了说我“在征集了三百余人的签名后”的事实陈述不准确之外，对其他的事实，我没有异议。那六篇文章是我写的，我参与了《零八宪章》，但我征集的签名只有70人左右，而不是三百多人，其他人的签名不是我征集的。至于据此指控我犯罪，我无法接受。在我失去自由的一年多时间里，面对预审警官、检察官和法官的询问，我一直坚持自己无罪。现在，我将从中国宪法中的有关规定、联合国的国际人权公约、我的政治改革主张、历史潮流等多方面为自己进行无罪辩护。

一、改革开放带来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国人的人权意识的日益觉醒，民间维权的此起彼伏，推动中国政府在人权观念上的进步。2004年全国人大修宪，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了宪法，遂使人权保障成为依法治国的宪法原则。这些国家必须尊重和保障的人权，就是宪法第35条规定的诸项公民权利，言论自由便是基本人权之一。我的言论所表达的不同政见，是一个中国公民在行使宪法所赋予的言论自由权利，非但不能受到政府的限制和任意剥夺，反而必须得到国家的尊重和法律的保护。所以，起诉书对我的指控，侵犯了我作为中国公民的基本人权，违反了中国的根本大法，是典型的因言治罪，是古老的文字狱在当代中国的延续，理应受到道义的谴责和违宪追究。《刑法》第105条第二款也有违宪之嫌，应该提请全国人大对其进行合宪性审查。

二、《起诉书》根据所引的几段话就指控我“以造谣、诽谤等方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欲加之罪。因为“造谣”是捏造、编造虚假信息，中伤他人。“诽谤”是无中生有地诋毁他人的信誉与人格。二者涉及的都是事实的真假，涉及他人的名誉与利益。而我的言论皆为批评性的评论，是思想观点的表达，是价值判断而非事实判断，也没有对任何人造成伤害。所以，我的言论与造谣、诽谤风马牛不相及。换言之，批评不是造谣，反对更不是诽谤。

三、《起诉书》根据《零八宪章》的几段言论指控我诬蔑执政党，“试图煽动颠覆现政权”。这指控有断章取义之嫌，它完全无视《零八宪章》的整体表述，无视我所有的文章所表述的一贯观点。

首先，《零八宪章》指出的“人权灾难”都是发生在当代中国的事实，“反右”错划了五十多万右派，“大跃进”造成了上千万人的非自然死亡，“文革”造成国家的浩劫。“六•四”是血案，许多人死了，许多人被投入监狱。这些事实都是举世公认的“人权灾难”，确实为中国的发展带来危机，“束缚了中华民族的自身发展，制约了人类文明的进步。”至于取消一党垄断执政特权，不过是要求执政党进行还政于民的改革，最终建立“民有、民治、民享”的自由国家。

其次，《零八宪章》所申明的价值和所提出的政改主张，其长远目标是建成自由民主的联邦共和国，其改革措施是十九条，其改革方式是渐进的和平的方式。这是有感于现行的跛足改革的种种弊端，要求执政党变跛足为双足，即政治与经济同步并进的均衡改革。也就是从民间的角度推动官方尽快启动还政于民的改革，用自下而上的民间压力敦促政府进行自上而下的政治变革，从而形成官民互动的良性合作，以尽早实现国人的百年宪政之梦想。

再次，从1989年到 2009年的二十年里，我所表达的中国政治改革的观点，一直是渐进、和平、有序、可控。我也一贯反对一步到位的激进改革，更反对暴力革命。这种渐进式改革主张，在我的《通过改变社会来改变政权》一文中有着明确的表述：通过致力于民间权利意识的觉醒、民间维权的扩张、民间自主性的上升、民间社会的发展，形成自下而上的压力，以推动自上而下的官方改革。事实上，中国三十年的改革实践证明，每一次具有制度创新性质的改革措施的出台和实施，其最根本的动力皆来自民间的自发改革，民间改革的认同性和影响逐渐扩大，迫使官方接受民间的创新尝试，从而变成自上而下的改革决策。

总之，渐进、和平、有序、可控，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的互动，是我关于中国政治改革的关键词。因为这种方式代价最小，效果最大。我知道政治变革的基本常识，有序、可控的社会变革必定优于无序、失控的变革。坏政府治下的秩序也优于无政府的天下大乱。所以，我反对独裁化或垄断化的执政方式，并不是“煽动颠覆现政权”。换言之，反对并不等于颠覆。

四、中国有“满招损、谦受益”的古训，西谚有“狂妄必遭天谴”的箴言。我知道自己的局限，所以，我也知道我的公开言论不可能十全十美或完全正确。特别是我的时评类文章，不严谨的论证，情绪化的宣泄，错误的表述，以偏盖全的结论……在所难免。但是，这些有局限性的言论，与犯罪毫无关系，不能作为治罪的依据。因为，言论自由之权利，不仅包括发表正确观点的权利，也包括发表错误言论的权利。正确的言论和多数的意见需要保护；不正确的言论和少数的意见，同样需要权利的保护。正所谓：我可以不赞成或反对你的观点，但我坚决捍卫你公开表达不同观点的权利，哪怕你所表达的观点是错误的，这，才是言论自由的精义。对此，中国古代传统中也有过经典的概括。我把这种概括称为二十四字箴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正因为这二十四字箴言道出了言论自由的要义，才能让每一代国人耳熟能详，流传至今。我认为，其中“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完全可以作为当代国人对待批评意见的座右铭，更应该成为当权者对待不同政见的警示。

五、我无罪，因为对我的指控有违国际社会公认的人权准则。早在1948年，中国作为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就参与起草了《世界人权宣言》；五十年后的1998年，中国政府又向国际社会作出了签署联合国制定的两大国际人权公约的庄严承诺。其中《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把言论自由列为最基本的普世人权，要求各国政府必须加以尊重和保障。中国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也作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成员，有义务遵守联合国制定的人权公约，有责任饯行自己的承诺，也应该模范地执行联合国发布的人权保障条款。惟其如此，中国政府才能切实保障本国国民的人权，为推动国际人权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从而显示出一个大国的文明风范。

遗憾的是，中国政府并没有完全履行自己的义务和兑现自己的承诺，并没有把纸上的保证落实为现实的行动，有宪法而无宪政，有承诺而无兑现，仍然是中国政府在应对国际社会的批评时的常态。现在对我的指控就是最新的例证。显然，这样的因言治罪，与中国作为常任理事国和人权理事会的成员的身份相悖，有损于中国的政治形象和国家利益，无法在政治上取信于文明世界。

六、无论在中国还是在世界，无论是在古代还是现当代，因言治罪的文字狱都是反人道反人权的行为，有悖于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的时代潮流。回顾中国历史，即使在家天下的帝制时代，从秦到清，文字狱的盛行，历来都是一个政权的执政污点，也是中华民族的耻辱。秦始皇有统一中国之功，但其“焚书坑儒”之暴政却遗臭万年。汉武帝雄才大略，但其阉割太史公司马迁之举则倍受病诟。清朝有“康乾盛世”，但其频繁的文字狱也只能留下骂名。相反，汉文帝在二千多年前就废除过因言治罪的“诬谤罪”，由此赢得了开朝仁君的美名和历代推崇的“文景之治”。

进入现代中国，中国共产党之所以由弱而强，最终战胜国民党，在根本上源自其“反独裁争自由”的道义力量。1949年前，中共的《新华日报》和《解放日报》经常发文抨击蒋家政权对言论自由的压制，为因言获罪的有识之士大声疾呼。毛泽东等中共领袖也多次论及言论自由及基本人权。但1949年后，从反右到文革，林昭被枪毙，张志新被割喉，言论自由在毛时代消失了，国家陷于万马齐喑的死寂。改革以来，执政党拨乱反正，对不同政见的容忍度有大幅度提高，社会的言论空间不断扩大，文字狱大幅度减少，但因言治罪的传统并没有完全灭绝。从四•五到六•四，从民主墙到零八宪章，因言治罪的案例时有发生。我此次获罪，不过是最近的文字狱而已。

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言论自由早已成为多数国人的共识，文字狱却是千夫所指。从客观效果上看，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监狱的高墙关不住自由的表达。一个政权不可能靠压抑不同政见来建立合法性，也不可能靠文字狱来达成长治久安。因为，笔杆子的问题只能诉诸笔杆子来解决，一旦动用枪杆子解决笔杆子的问题，只能造成人权灾难。只有从制度上根绝文字狱，宪法所规定的言论自由权利才能落实到每一位国民身上；只有当国民的言论自由权利得到制度化的现实保障，文字狱才会在中国大地上灭绝。

因言治罪，不符合中国宪法所确立的人权原则，违反了联合国发布的国际人权公约，有悖于普世道义与历史潮流。我为自己所做的无罪辩护，希望能够得到法庭的采纳，从而让此案的裁决在中国法治史上具有开先河的意义，经得起中国宪法之人权条款与国际人权公约的审查，也经得起道义的追问和历史的检验。

谢谢大家！

刘晓波（2009年12月23日）
（本台获得授权发表）

广西柳城县教师大规模集体罢课及上访

2010-01-20

广西柳城县连续两天发生大规模中小学教师集体罢课和上访行动，该县有超过十分子一的教师集体到县政府请愿，要求落实补贴及绩效工资等问题。当局出动大批公安镇压，有教师被抓。自由亚洲电台驻香港特约记者严修采访报道

广西柳州市柳城县从本周一开始，连续两天发生教师集体罢课，和上访事件。超过五百名教师星期二集体到该县政府所在地上访，要求政府落实西部补贴以及绩效工资等问题。有当地教师反映，该县在制定教师绩效工资改革方案时，教师的工资不仅没有提高，收入比原来的少。另外，柳州市属下的部分县市的教师都拿到了300元的西部补贴，但是，柳城县的教师却没有。教师们还揭露说，每个月每个单位的会计都会按上级领导要求做我们已经领到西部补贴的假账，忽悠国家领导下来检查。

星期三，本台记者致电柳城县一间实验中学的梁老师，询问有关罢课以及上访的情况，他说事情已经稳定，但不愿透露其他情况， “这个事情现在已经稳定了，已经控制了，现在没有这个情况了。（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呢，这个情况？）你去看网上，我们不好说。（为什么要发生这种情况呢？）你看网络那里，百度那里。”

有柳城县的教师在网上发贴称，前两天是人大政协会议，第一天我在场，总共有两百多名老师围在县委门口，后来防暴队出动，把我们老师都赶到警界线外。昨天大概500个，当时有中学老师准备拉横幅，结果被便衣抢去。星期三，教师们已经没有再到县委上访，因为当局调派大批公安和防暴队，县委所在地附近的路口都有人把守。

星期三，柳城县教育局的陈玲回应本台记者的查询时否认教师们的集体上访事件，说她过去两天在外地学习，当天晚上才回家，“没有的事情，没有的事情，我都不知道。”

但是有曾经在本周一参与了上访行动的教师向本台透露，陈玲当天在现场。

据悉，柳城县约有四千多名教师，早前，北京当局曾拨了二千七百万给该县搞绩效，但是，教师透露，星期二教师们都到县政府上访，得出的结果是柳城财政没有钱，教师队伍大，没有办法发放。

柳城县实验中学的黄校长，星期三接受本台记者电话采访的时候说，虽然有部分教师罢课，但是对教学并没有太大的影响。他承认，当地教师的待遇确实与周边地区有差距。“应该说，从我感觉来说，老师并没有丢弃学生，只是把自己心里面想的告诉一下，我们跟别人的差距太大，仅此而已。（现在教师们的上访、罢课行动已经平息了？）现在应该说正在沟通吧，肯定要沟通才能处理好这些事情，本来我们做老师都是为小孩、为教育，工资毕竟是生活的一种保障，它是一种润滑剂。我们作为老师来说，选择了教师这个职业，就选择清贫，温饱上应该没问题，主要是有些时候，目前来说跟周边的一些情况可能是感觉有点距离。”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驻香港特约记者严修的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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