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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链子门事件”维权者鲍俊生出狱后被发现有语言障碍,之后精神失常,甚至不认识家人。家人怀疑他在服刑期间被狱方给服精神类药物。而关注中国精神病院受难者的《民生观察》工作室创办人刘飞跃,星期四被公安传唤、禁止接受媒体采访。
图片:鲍俊生出狱后,在家中与母亲合照。(家人提供)
成都“链子门”事件组织者之一鲍俊生被当局判刑三年后,2月22日出狱不久,突然精神失常。现在当地一家精神病医院观察。同案去年获释的严文汉星期四告诉 记者,鲍俊生已经疯了:“鲍俊生刚出狱没多久就得神经病了,发现他疯了,他在看守所里面可能就是说用了镇静剂了,出来第二天发现他不对,他的女儿观察了两 天,把他送到医院,现在精神病医院”。
记者:你们有没有和他对话?
严文汉:这几天都有接触,因为我陪他到精神病医院去的。当时症状不是很明显,但是到(出狱后)第五,第六天时,完全崩溃了。
57 岁的鲍俊生与其他几位维权者于2009年与成都市民在中级法院门前,用铁链将各自的手锁住,表达诉求,其后被判刑,2月22日于乐昌看守所出狱。当年被以 同案判刑的黄晓敏、严文汉等维权人士前往迎接。但由于鲍俊生急于回家探望老母亲,记者未能与他通话。他的女儿鲍蕾周四对记者讲述了父亲患病情况:“乐山回 成都的第三天,我发现他有语言障碍,27号到成都第四人民医院(精神病医院)检查,当时说有脑梗塞,应急性障碍。3月1号晚上,开始出现暴躁,动手打人, 严重的时候不认识自己的家里人,3月3号夜晚送往医院,初步诊断是应急性精神障碍,这周或下周会诊确定”。
被问及鲍俊生在服刑期间是否服用过精神科药物,鲍蕾说,父亲告诉他曾吃过药,但不清楚是什么药:“他告诉过我有吃过药,我去看守所问,被告知‘只是感冒药’”。
记者:您父亲跟你说,他吃的什么药?
回答:他自己不知道,就是自己睡不着觉,头痛,(监狱)发药给他,他就在里边吃。
记者:有没有怀疑,他在服刑期间,看守所给他吃一些药,导致目前出现的这种症状?
回答:有人跟我提过,可是之前我没有往这方面想过。
据传,成都市金牛区的国保到处说,鲍俊生是因为债主追债而被逼疯的。
目前,尚无法确认鲍俊生精神失常是否与在服刑期间服药和受到精神虐待有关。但有案可查的是中国当局将正常人送入精神病医院,阻止上访,导致精神失常或健康恶化的情况,屡屡发生。
星期四,长期关注精神病受难者的湖北《民生观察》工作室创办人刘飞跃,突然遭警方传唤。发布消息的山东网民李向阳告诉记者,他与刘飞跃通话时获悉此事:“八点三十分,通话的时候说传唤他,可能去人了,他在处理一个事,今天早上的事”。
记者:他没有说跟什么有关吗?
回答:没有说,来不及说。这几年,(当局)打压越来越残酷,他(刘飞跃)写写稿子,刊登,应该是(公安)让他少说话,不要和外界接触。我觉得当局的打压是一个新阶段,原来打压两分,现在达到十分了。
2010 年,刘飞跃主编的《中国精神病院受难者数据库》,汇集了受精神迫害的访民及维权人士,同时也揭露了受害者在精神病院内遭到虐待等相关情况。周四中午,刘飞 跃被传唤数小时后告诉记者,他被禁止接受采访:“我刚回来,反正现在什么也不能做了,什么也不能说了,包括接受采访,其他也不能多说”。
记者:跟网络发文有没有关系?
刘飞跃:是是,对对。现在接受采访也不行了,好吧。
记者:如果说,他们会怎么处理?
刘飞跃:哎。。。。。。不用再说了,好吧。
网民表示,多年来,刘飞跃的《民生观察》工作室网站,为弱势百姓、为公平正义呐喊。该网站对全国“被精神病”情况追踪关注并出书,对访民、转业退伍军人、民办教师维权的系列追踪报道,也一直引起了海内外的关注。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乔龙的采访报道。
星期四国际三八妇女节前夕,维权网公布《边缘女性受暴力侵害状况与社会支持网络调查报告》, 呼吁保障女性权利。中国多位女性维权者以及异议人士的境遇受到外界关注。
视频:女权无疆界呼吁停止强制堕胎,保障女权 (网民菊花提供)
关注中国大陆人权状况的维权网星期三发布了《边缘女性受暴力侵害状况与社会支持网络调查报告》,认为在过去10年中国女权方面获得了一些进展,中国法律政策的制定从无到有并不断加以修订;司法部门、妇联等政府部门组织以及一些NGO组织开始投入到妇女权益保障中。
但报告同时也指出不足的地方,例如相关法律政策的操作性问题,政府部门在女性权益保障中主导责任发挥的问题,反暴力行动与干预项目的监测与评估问题,反暴力服务规范化丶专业化的问题,反暴力社会参与问题等。
报告同时认为,媒体用于曝光女性受侵害案例,不应该只停留在表面微观描述事件,应该进行深入探讨原因,并且给予女性足够的话语权。
一 位维权网研究员星期四向本台表示:报告调查的主要是边缘女性,还有一些比较年幼18周岁以下的女性受到暴力的情况,还有一些是因为艾滋病受到暴力,女性受 到暴力的情况现在社会普遍都有一个认知,但是没有帮助的作用,许多受到暴力的女性政府机构和NGO组织没有办法及时的帮助到他们,所以我们这个报告主要是 针对一些边缘女性受到暴力的情况的一个调查。
中国女性维权至今对女性的歧视以及侵犯案例仍然时有所闻,从厕所蹲位失衡,到遭强制堕胎,以及职业就业歧视等等。
中国性工作者生存环境近年来也是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性学家李银河早前曾呼吁让卖淫合法化。今年的两会上人大代表迟夙生表示:“卖淫合法化是对人民负责。”她说:“卖淫嫖娼的存在,使得强奸犯罪大量减少。严厉禁止卖淫嫖娼的时候,强奸犯罪量是非常大的,这是客观现实。”
长 期关注艾滋病患者权益以及为女性性工作者权益捍卫发声的叶海燕告诉本台记者:首先是法律不能保护她们,如果说法律不能帮助他们的话,就是她自己维权的时 候,就是她失去自己的权利,而在大众面前她也会失去尊严,那样人们对她的歧视也就加剧,所以我觉得国家法律能不能够保护女性是很重要的。
中 国也有许多为争取权益而与当局斗争的女性,他们其中有许多都受到打压,例如江西新余人大独立参选人刘萍周二晚间发出求助信,称她到北京找工作却受到维稳人 员的拦截,直到星期四本台记者仍然无法和她联系。参与乌坎村民代表选举的薛健婉周四凌晨发表消息,表示关注刘萍的动态,并希望外界提供消息。
薛健婉在上个月参与了乌坎村的代表选举,虽然成功当选,但其后在压力下主动退出。她曾向本台表示过,她是为了她父亲而来,而他父亲薛锦波原是乌坎村的代表,在去年9月的维权事件中被当局抓捕后离奇死去。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驻香港特约记者心语的采访报道。
周四妇女节,女性代表议案受关注。境外媒体注意到薄熙来当日缺席全国人大全体会议。香港报章评论两会外籍委员“身在汉营心在曹”,以及改革要首先打破既得利益集团的垄断地位。
周四是妇女的节日,两会女性代表受到较多关注。公众评论最多的还是女性代表的提案。
继人大女代表申纪兰和李小琳的议案被称为“雷人语”后,政协委员倪萍的提案之一“儿童不能留守”,及其解决方案称“父母双方必须要有一个人留下来!” 被网友定义为 “何不食肉糜”的提案,成为公认的两会“专打屁民 ”的提案代表作之一。
明星政协委员韩红生于西藏昌都,两会期间再有三名藏人自焚,很多人期望她提出关于藏区情况的议案,但她提出的是建立保护困境儿童的国家机制。
引发较多争论的是律师迟夙生的卖淫合法化的提案,指当下中国对性工作者的严打侵犯人权。引发又一场人权与社会准则、道德舆论和法律的碰撞。
此外周四境外媒体继续关注薄熙来动向、两会代表组成和政府改革规划问题。英国广播电台报道,周四薄熙来缺席全国人大全体会议,加上重庆市人大代表团 成为仅有的4个尚未举行记者会的代表团之一,受到媒体关注。了解薄熙来情况的前香港《文汇报》驻辽宁记者姜维平接受本台访问时推测:“薄熙来没出现我估计 大概有两个原因。一,可能王立军案件牵涉到他,中纪委或国家安全局要和他谈话。二,明天重庆代表团开放日,必须接受记者采访,他可能要作好准备回答一些问 题。可能要和有关部门协商统一口径。无论哪种可能,我认为都不能改变薄熙来仕途走向低谷的这种状况。中央到了不得不解决他的问题的时候了”。
香 港《太阳报》发表文章“身在汉营心在曹 外籍委员代表谁”,指出,近日网民又炮轰全国两会代表、委员中“潜伏”着许多外籍人士。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规定,中国不承认公民具有双重国籍, 一旦拥有外国籍,就自动失去中国籍。如果这些拿了外国护照的代表、委员,相当于放弃了中国国籍,既然连中国国籍都没有,又怎么可能出任全国人大代表呢?他 们到底代表谁的利益,又为谁说话呢?这种事发生在中国,政府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既不澄清,也不查办,多么荒唐!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接受本台访问时说 政府对这种情况无动于衷的原因是:“中国当局对于民意机构,人大或政协,在他们眼里就是一种摆设”。他还提到目前有许多两会代表是演员或运动员,以运动员 代表为例 :“搞训练参加比赛就忙得他不可开交了,把他放进政协里头也就是个摆设嘛。”
香港《经济日报》文章指当前中国改革最大阻力来 自既得利益集团。温家宝政府工作报告中,“改革”出现了70次之多,这凸显迫切性,但也反映了改革面临阻力之大。现在社会矛盾日益突出,有识之士呼吁推动 “二次改革”,其中包括了政治改革。改革开放30年多年,内地已经形成了国家资本主义和权贵资本主义,也形成了庞大的垄断与既得利益集团,他们成了改革的 最大阻力。
那么谁是既得利益集团?今天的既得利益集团,主要是改革开放的既得利益者、政府、公务员、重点国企及其高级管理层、房地产发展商、地方企业各行各业巨头。既得利益集团已形成了官商勾结的利益链条和网络,并有形成世袭化之势。
文章最后说,我们都希望这次政府提出的改革,不是口头上说的改革,而是有实际行动的改革,而不是缓和社会民怨的一种策略。不打破既得利益集团的垄断地位,改革将举步维艰。改革有风险,但是,不改革可能引发更大的危机。
孙文广对比了大陆和台湾的政治民主程度:“和台湾的差距超过60年。我多次去过台湾。台湾在1950年就直接选乡镇长了,1951年就选县长,现在总统直选。大陆不但没有选,都没有个日程表。”
他说,作为既得利益集团代表的政府不可能真正推行政治改革:“因为政治体制改革最重要的一点,我认为就是要还权于民或者叫还政于民,把政权交给百姓。那些不是选出来的当官的人肯定就要失掉权势,当然他就要用各种方法来抵制”。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江沛的采访报道。
数千名以养猪为业的农民,周四聚集在台北,抗议马英九政府打算开放使用瘦肉精的美国牛肉进口台湾。抗议群众两度攻破警察防线,冲进农业委员会大院;还拿事先准备好的猪粪和鸡蛋丢向农委会大楼。
针对该不该开放使用瘦肉精的美国牛肉进口,马英九二日和四日两度召开国家安全会议,最后做出“安全容许、牛猪分离、强制标示、排除内脏”四项原则。其中所谓牛猪分离,就是容许牛肉使用,但猪肉不得使用。
由养猪协会总会组织、号召的数千名猪农,周四中午在立法院外集结。抗议马英九政府的开放政策。对于马政府“牛猪分离”的承诺,养猪协会发言人潘连周说,猪农们不相信。
潘连周说,国民党日前才在立法院协商时承诺,行政院长也签字认可,不以行政命令开放美国牛肉,但立法院还没修法,马政府跟着马上就宣布美国牛肉进口政策。这样的总统,已经失信于民。
游行队伍中,一位来自嘉义的郭女士接受本台访问时,用“头过身就过”的俗语形容目前的情况,也就是只要一开放牛肉用瘦肉精,接下来一定就是猪肉。台湾猪农长久坚持不用瘦肉精,辛苦经营的品牌形象,势必毁于一旦。
对 于相关官员私下释出信息,表示开放美国牛肉可能和“赴美免签证”和台美自由贸易协议相互挂钩。郭女士认为,政府宣传进口美国牛肉可以换免签证,但不是每个 人都要申请签证去美国;或者为了谈成自由贸易协定,增加电子业出口竞争力,但台湾不是只有科技业,大家早餐桌上,还是豆浆和猪肉,不会是螺丝和电脑晶片。
游行群众接近中午到达农业委员会门口,但警方已经先一步以拒马将农委会团团围住。由于始终等不到农委会主委陈保基出面说明,部分猪农开始鼓噪,他们两度推倒拒马,冲破警方防线进入农委会大院。但在领头干部的要求下,又退回马路上,并没有爆发更激烈的冲突。
就在同一天,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司徒文(William A. Stanton)接受中央社访问时表示,如果台湾禁止瘦肉精,必须要基于科学,这是做决定唯一公平的基础,美方已出示大量科学证据显示,这种饲料添加物是安全的。
司徒文说,许多美国国会议员对台湾处理美牛的方式深感失望,造成贸易谘商的政治障碍。司徒文也直言,在美牛开放进口前,台美很难讨论其它贸易议题。
司徒文称许行政院日前针对进口牛肉提出的政策,是朝正确的方向前进。他也强调,台湾是朋友,美国没有“欺负”台湾,这不是美方的行事风格。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李潼台北报道。
全国政协委员宗立成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社会不应该戴着有色眼镜来看待干部子女。官员将子女送出国外是他们的公民权利。官员把子女送出国就受到非议是不公平的。宗立成的这番话引发了中国社会和网民的争议。
据北京出版的《新京报》3月7日的报道,宗立成甚至还说,一个官员是久经党的考验,一步一步走上这个官位的,是老百姓的精英,应该得到更多的社会关爱和尊重!
他表示,如果是一个工人、一个普通的公务员把自己的子女送出国学习,这就无可非议。但因为某人是个官员,把子女送出国就要受到非议,这是不公平的。
宗立成还声称,他这么说不是因为自己是位官员,而是要给社会一个公平。
对宗立成的这番话,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表示,官员子女出国读书不是教育问题,涉及到官员的信息是否公开,他们的收入是否合理,是否廉洁等问题。他建议,有关部门将子女,尤其是未成年子女出国读书情况,纳入官员申报范围,有助于对其财产情况进行监管。
3月7日公布在中国网滨海高新网上的、针对宗立成言论的一个点评指出,不可否认,干部送子女出国是公民权利;但现实问题不能不让公众焦虑,一些腐败 官员的背后经常有子女在境外、甚至全家在境外等情况。再者,结合现在的收入现状,很多公众认为一般官员家庭收入并不足以支撑子女出国的财务支出。作为支配 公共权力、有“权力寻租”便利的领导干部,公众对其的关注和期待自然会更高。要让干部送子女出国这个“公民权利”不被质疑和放大,加快推进官员财产公开制 度以及官员作为“公众人物”的信息透明是当务之急。
另外一份3月7日发表在 国际在线专稿网上的文章也指出,不错,官员送子女出国本身没有错,只要不损害公共利益,的确无可厚非。现在的问题是,没有一个基本的报告公示制度,公众对 于官员及其家庭情况一无所知,面对送子女出国的高昂留学费用,公众必然要问一声:钱是从哪里来的?果真都是正常的薪俸收入吗?事实上,官员因为要送子女出 国而收受贿赂的例子不胜枚举,太多已经宣判的贪腐案件都可为之佐证;这足以说明,官员送子女出国的确是一个很重要的贪腐触因。因此,为“防腐于未然”,非 常有必要将官员送子女出国的情况公之于众。
国际防腐败机构“透明国际”的亚太事务负责人廖然先生表示,政协委员宗立成有关官员送子女出国留学是公民权利的这番话简直是胡说八道:
“这个政协委员这番言论根本就是胡说八道。在中国反腐败反了这么久,连政协委员都是这个水平的话,真是很悲哀。谈了这么多年对政府官员的问责,政府 官员在中国一个月的薪水是多少大家都很清楚,外国尤其是美国一年的学费是多少大家也都很清楚,一个政府官员有可能把子女送出国吗?大家关心的是这个。”
一篇发表于3月7日的署名王学进的新浪网博客表示,不可否认,有相当多的官员确是出于望子成龙的愿望将子女送出国深造,但也不用否认,有相当多的官员将子女送出国是基于某些不可告人的目的。从近年来查处的贪官贪污受贿送子女出国留学案件看,基于三种目的的居多:
一为招财进宝。一些实权在握的官员往往以子女留学为借口,暗示他人送钱送物,达到“创收”目的。以大贪官毕玉玺为例。毕玉玺夫妇经常故意在公开场合 说儿子留学费用高,暗示他人“送钱”,有求于毕玉玺的人自然心领神会。姜某便以合办公司名义将31万美元存入在国外留学的毕玉玺之子的账户上。
二为转移赃款。有一些贪官急于把子女送到国外,美其名曰出国深造,实际上是转移贪污受贿巨额赃款,将黑钱“洗白”。对他们来说,赃款犹如烫手山芋,无论藏在家里,还是存在银行里,均不安全。一旦出事,这些赃款就会成为犯罪证据。因此必须转移到海外。
三为预留后路。近来坊间热议的“裸官”问题多与此相关。一些贪官先是将子女送出国外,再是将在国内的非法收入转移到子女在国外的账户上,有的甚至在国外置办房产,为自己以后外逃铺路。典型的如原铁道部副总工程师张曙光,一人独居北京,将妻子儿女送往美国,随时准备外逃。
旅美中国学者程晓农对宗立成的这番话表示:
“现 在中国的官员子弟在海外留学已经是一个非常普遍的流行现象。就像国内很多网民在意的一样,这些官员的名义工资都不足以供这些子女海外留学。最重要的问题是 中国现在的政府保护官员的收入不公开,政府也不调查官员的财产和收入来源,所以官员才能够心安理得地用各种正当和不正当的收入送子女出国。”
一 位叫孙维国的网民在商都网上发表题为 “干部送子女出国是公民权利”是正确的废话”的文章说,宗立成委员说的非常正确,但宗立成委员可能忘了一个事实,老百姓从来没有说过不让官员送子女到国外 学习,知道这是官员的权利。之所以对官员此举有议论、有质疑,是因为到国外学习需要很多钱,对照官员的工资收入,并不足以支撑子女在国外学习费用。这才是 问题的根本,如果官员财产信息彻底公开,让百姓清楚知道官员有多少财产,这些财产是怎么来的。如此,只要官员的财产来源合法,送子女出国学习就不会遭受百 姓议论、质疑,反之,叫百姓怎能信服?怎能不质疑?可见,官员是否送子女到国外学习本身不是问题,问题在于,送子女到国外学习的钱是哪里来的?也正因此, 笔者认为,宗立成委员所称:“干部送子女出国是公民权利。”是一句正确的废话。
新浪网的一篇博客报道,中国著名反腐研究专家、中央党校教授林喆估算,目前中国有118万裸官。另据北京市检察院披露,近30年来,中国外逃官员数量约为4000人,携走资金近4000亿。凡此种种,民众还能像宗委员那样“理性”看待官员送子女出国吗?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希望的采访报道。
在北京两会的广东团分组讨论中,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表示,广东要继续改革,最大的障碍不是来自省内,而是中央部委和各种法律法规。他并且笑谈,要为改革措施到北京“上访”。广东的一些评论人士表示,这说明广东的“继续改革”恐怕并不容易。
这个星期四,全国两会广东团分组讨论上,广东的改革继续成为媒体追踪的热点。广东的南方都市报报道说,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会上表示,现在广东放权改 革的最大问题不是广东省内的部门利益,而是各种各样的法律法规造成的壁垒,一旦放权,受影响最大的“可能是中央的部门”。他希望能够争取有关部门的支持, 让广东做放权的试点。北京京华时报的报道则说,汪洋直接表示, “如果法律有障碍,我们一起去上访”。
汪洋举例说,企业在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广东省要减少企业税费,但中央部委不同意,认为广东“不能带这个头,你不收大家都不收怎么办,钱从哪里来”。
广东某市的一位官员林先生表示,汪洋所说的确实是广东继续改革面临的一大困境。
“利益上的不同、冲突一直以来都是存在的,比如说刚才讲的收费问题,比较明显的企业出口要经过好多的部门:商检、税务、海关。这些部门是直属于中央部委,如果这个时候想要动它,那它当然不愿意,作为中央上面它也不愿意,所以像这种改革没有太多的信心。”
居住在广东的中国网络作者刘先生透露,去年广东率先进行了一些改革试点,都受到中央部委的指责,显示目前广东的改革举步维艰。
“现在广东的改革已经不是它一个省的问题了,确实很多的障碍阻力都来自于北京。比如说广东去年的改革,民间组织的注册登记由省民政厅下放到市的民政 局。结果这个措施受到北京的批评,意见很大。还有,比如说汪洋曾经要求广东省委宣传部放权允许媒体进行监督,后来也受到中共宣传部的批评。”
广东媒体报道说,汪洋对广东的人大代表表示,他“正在和国务院有关部门联系,看将来能不能突破这些法律上的障碍。在广东政府机构内工作的林先生表示,即使是广东省内部,突破现有的利益格局也并非易事,同样面临内部许多地区和部门的反对。
“小打小闹也许可以去做,但是大的东西当你真的去动的时候我觉得是比较麻烦。现在要改是改别人的东西,当然这是好事好说,不肉疼的。当真的触及到广东省省委本身的利益时,那就很难讲了。”
所谓改革就是要突破既有的格局,刘先生分析说,现在汪洋所面对的,比三十多年前广东面临的局面困难得多。
“三十年前是因为当时邓小平在北京包括叶剑英这些人都非常支持广东的习仲勋进行改革,所以他这个后台是很硬的。现在三十年以后,胡温在北京当政,但是非常缺乏权威,不像当年的邓小平那样。所以现在广东的改革所遇到的困难,来自北京的阻力会非常大。”
除了汪洋,广东省省长朱小丹也表达了要进行改革的意愿。许多广东的人大代表担心如果中央部委不同意,广东的改革难度会很大。朱小丹则表示,虽然很难,但广东“准备碰一碰”。刘先生表示,广东能够“碰”出什么样的结果,现在恐怕还难以预测。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石山的报道。
大赦国际在交给中国全国人大的一份备忘录中,敦促中国不要将对嫌疑人的秘密监禁或“被迫失踪”合法化。
大赦国际在一份备忘录中说,中国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赋予警察的权限过大,这将使得司空见惯的对所谓“颠覆国家政权”的个人的秘密监禁或“被迫失踪”合法化。
大赦国际亚太维权部主任库马星期三接受电话采访时说,中国当局通过扩大警察权限将秘密监禁合法化:
“中国对嫌疑人实行秘密监禁或禁止其与外界接触的监禁已经有些日子了。当局有时对一些嫌疑人的下落不作任何说明,所以,这种现象也可称之为‘被失踪’。中国政府想作的,就是通过扩大警察的权限将秘密监禁合法化。”
2月27号,法新社报道说,中国刑事诉讼法研究会名誉会长、北京政法大学终身教授陈光中对媒体表示,人大已经删除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中将秘密监禁合法化的条款,本台也对这一消息做了及时报道。
北京律师王雅军表示,多个渠道证实人大已经删除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中将秘密监禁合法化的条款,这与大赦国际所说中国警察权限过大导致秘密监禁合法化并 不矛盾;换句话说,有关嫌疑人被拘捕后24小时之内可以不通知家属的条款虽被删除了,但是“被失踪”的情况仍会因警察权限的扩大而存在:
“陈教授他是专家,也是参与草案制定的专家之一。我听说从多个渠道都是说失踪不通知的条款在草案中删除了。其它是不是扩充了警察的其他权力,看到草案不太清楚。也许不矛盾。”
王律师说,这两年,“被失踪”的嫌疑人多被关押在临时羁押场所,这个做法已经受到中国法学界人士的质疑:
“实际上这一、二年就发生了很多这种情况。秘密失踪也好,或者监视居住,又不放在看守所里面,比如说放在培训基地里面。看守所是有些制约的,刑讯 逼供这种情况很难发生。不是在看守所里,是在其他的临时羁押场所的话,这种刑讯逼供就很难避免了。有学者就提出来,既然他那么危险,为什么不直接把他放在 看守所呢?看守所条件好,有武警看着根本就跑不掉啊。”
北京律师程海表示,他也获悉刑事诉讼法将秘密监禁合法化的条款已被删除。程律师说,以前当局不通知被拘禁嫌疑人的家属,理由是“通知不到”;对此,他和其他法律界人士曾建议通过互联网发出通知:
“关于被失踪的问题,秘密羁押可以不通知,而且可以不在看守所羁押。监视居住,实际上是秘密羁押。这个条款上好像会被修改二稿里删除。通知的问题 现在很多认为通知不到,他就不通知了。我们觉得如果送达不了,它现在有个通知,送到他的户籍地,要过好长时间才能收到。现用应该迅速地公告收到。通过网 络、报纸,特别是网络,上边一查就能查到。”
程海律师表示,这几年中国刑事诉讼法的修订趋于规范化,当事人和辩护人的权利因之有所扩大,但是中国的问题通常是有法不依,比如说,法律条文并未赋予警察太大权力,但警察往往会滥用权力:
“刑诉法已经修改两次了吧。逐步地向国际规范上靠拢,逐步规范化,扩大辩护人和当事人的一些权力。公开吧,逐步限制警察的一些权力。”
记者:“您怎么看中国警察的权力?中国警察权力存在不存在过大的问题? ”
程海律师:“中国的警察权力从法律上来讲是不大的。但是中国警察的违法是非常普遍的,就是不遵守。”
大赦国际的新闻稿说,中国的司法制度剥夺对被指控犯有“危害国家安全罪”的嫌疑人最基本的法律保护。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的采访报道。
中国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日前在政协会议上表示,中国将在今年修改人体器官移植的法规,由红十字会主导器官的捐献和分配工作。黄洁夫还承认,目前中国器官移植的主要来源是死囚犯。
北京《医师报》的报道说,目前中国约有150万尿毒症、300多万角膜病和400万白血病患者以及3000万肝病患者在等待供体器官,中国需要器官 移植的患者数量全球第一,但是,在中国,公民自愿捐献的可供移植的器官数量却寥寥无几,例如,2011年,中国16个开展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的省市仅实 现捐献163例。对此,现在美国纽约的项小吉律师分析说,
“中国的器官市场长期以来是个非常敏感、非常紧缺的问题。这也许和中国的传统文化观念有一定的关系。中国儒家说身体发肤来自父母,不可弃也。在这个 影响下,对自己器官没有自动捐献、自愿捐献的传统理念,造成供体的极度缺乏。不要说器官了,连供血都是个问题。连血库的存放都严重不足。真是遇到什么重大 问题的话,别说器官,连输血都成重大问题。”
财经网的报道说,中国的器官移植条例规定,活体器官移植仅限于亲属之间,不过庞大的“器源” 需求,和稀少的“供体”,滋生了庞大的器官移植地下链条。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在3月6号的全国政协小组讨论会上表示,《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将在年内完成修 改,形成“符合国情的器官捐献体系”。在卫生部和红十字会组织下,中国将建立器官移植应对系统,包括受者管理系统、等待器官列表管理系统、捐献者管理系统 和器官分配/匹配系统。该系统的公正性将由卫生部进行监管。全国范围内的器官捐献和分配将由红十字会主导。卫生部还将加大对器官移植的监管力度,严厉打击 非法器官贸易的涉案医务人员。纽约的美华科技文化交流协会会长谢家叶对此评论说,
“我觉得器官移植这方面在中国一直是缺乏比较严格的法律方面的一些相关规定。对于违法买卖器官方面,有些黑市方面的操作也没有有效地进行控制。现在中方可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比较严重。希望能够进一步立法来比较严格地管理这方面的市场,我觉得是有积极意义的。 ”
中国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星期二还表示,在中国,由于缺乏公民自愿捐献,死囚器官成了器官移植的主要来源。项小吉律师对此评论说,
“中国根据国际大赦的年度报告来讲,每年死囚的人数超过世界的一半。保守的估计大概有八千人。中国的人体器官捐献主要就来自于死囚。所以中国的这个 问题急待于解决供体的来源问题。因为光靠死囚的来源也远远不够。况且死囚他是不是自愿捐献本身也是个问题。因为他在监狱里被判处死刑要绑扑刑场,这时候是 不是发自他真实的意愿?这本身就令人怀疑。”
北京《医师报》的报道说,目前中国每年器官移植的数量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中国能开展器官移植手术的医疗机构数量为世界第一,高于位居第二的美国。目前中国是唯一一个系统性地在移植手术中使用死囚器官的国家。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林坪的报道。
香港旅游发展局在洛杉矶举行宣传活动,以“香港-亚洲世界之都”为口号,广邀海外华人华侨到港一游。主办方大力促销到港旅游的同时,也期望陆客和港人因“港陆情结”引发冲突仅是偶发事件,避免对香港旅游业发展带来不确定因素。
据香港旅游发展局统计,2011年从美洲地区到访香港旅客总数高达1821万人次,其中百分之三十来自洛杉矶所在的美国加州。香港旅发局特别选在洛杉矶举行年度推介会,以最享盛名的维港夜景和风味美食为香港旅游业再开商机。
与会的在美港人一方面肯定香港具有丰富多彩观光魅力,但是,对过去两个月来港人和陆客为了“双非”孕妇,地铁禁止饮食和互控动物昆虫等事件针锋相对,仍记忆犹新。
来自香港,在美生活近30年的David.梁表示:“当然,很多香港人都了解要往前看,也要往钱看,历史不会一直停留在某一个点上。”
David. 梁直言,香港人向来明白“向前又向钱看”的道理,估计香港仍欢迎陆客到访。他说:“香港人是很现实的,没有钱的话,就不能够往前看。我觉得香港人还是明白 生活最根本目的,怎么样才能在最短时间内赚最多钱。港人和陆客之间的‘港陆情结’应该是相互学习的过程,两方文化教育背景都不一样,现在陆客都来香港花最 多钱买最好的东西,时代已经改变,现在和过去不一样了,有些香港人可能还不习惯。”
香港对陆客开放自由行以来,原本隐而不显的“港陆情结”已然在网上,在街头,也在电视上引爆。香港旅发局代表则期待近期发生的港陆冲突仅是偶发事件。
香港旅发局洛杉矶办事处高级主任钟蕙明说:“陆客来港就是香港的客人,他们就是来购物。现在在香港有很多名牌精品店门外常见排队人龙,他们都是从大陆来的客人,这对香港带来很多经济利益。总体来说,香港得到的多过损失,我们欢迎陆客来香港。”
港陆两方竞合关系互有消长,冲击港人和陆客相互看待眼光和彼此对待态度。尽管如此,来自上海,在美工作的年轻一代顾晓辉,对到港一游仍有高度意愿。
顾 晓辉说:“从我的角度来说,港陆双方应该抱持互相理解态度,很多时候是因为彼此成长环境不一样,造成对某些问题的认识有所不同,不一定是谁对谁错,中国人 都说退一步海阔天空。这不会影响我未来到香港旅游意愿,香港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我去过很多次,如果继续有很多陆客去香港,可以让港人更加认识大陆人 士。”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萧融发自洛杉矶的报道。
3月8日,台湾“出入境及移民署”署长谢立功在台湾“外交及国防委员会”上表示,台湾开放大陆来台旅游后,有100余人脱团,目前尚有40多人下落不明。
在回答民进党立委有关大陆失踪人员是否会造成台湾安全问题时,谢立功强调,将通过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合作机制,要求大陆方面提供脱团游客的资讯。但目前所查获的大陆脱团游客尚未涉及台湾安全方面的问题。
中国商务部部长陈德铭星期三在出席11届全国人大5次会议的新闻记者会上证实,利比亚内战导致中国经济损失超过100亿美元。当回答有关阿拉伯国家 局势对中、阿经贸发展的影响提问时,陈德铭表示,中国在利比亚有一百几十亿美金的工程项目,这些项目有的已经完工需要验收,有的快接近完工,绝大部分是在 利比亚的城市和城郊的居民住宅项目。
但这些项目均遭炮火的严重袭击。目前中方正就此与利比亚政府交涉。陈德铭还表示,鉴于当前的叙利亚形势,中国绝大部分工程项目员工已经开始回到国内,但陈德铭没有透露中国在叙利亚的投资数额或撤回人员总数。
中国首艘航空母舰有望在今年入编海军服役。香港“中通社”星期四报道,中国海军大校李杰当天证实,航母“计划入役”代表大部分实验已经完成,并且可进行一定的“海上行动”。
王杰还透露,过去航空母舰处于实验过程,由设计人员和工程建造人员管理,入役后才会正式交给部队。报道说,对于中国从乌克兰购置的瓦良格号俄式航母,入役是否过快的质问,李杰表示,“航母入役是严格按照计划完成”。
3月8日国际妇女节之际,总部设在美国纽约的人权组织“中国人权”发布新闻稿,向中国两位活跃的女性维权人士-王荔蕻和倪玉兰以及她们的工作表达敬意。
新闻稿指出,为了捍卫公民最基本的言论自由权利、寻求正义,并有尊严地生活,王荔蕻和倪玉兰身体力行,不顾当局威胁恐吓,奋身抗争。与新闻稿同时发布的还包括了两部由“中国人权”制作,介绍王荔蕻和倪玉兰维权经历的短片。
生活在北京的中国藏族女作家唯色呼吁藏族民众停止自焚。唯色在3月7日发布的微博中表示,藏人自焚已达26人,令人悲痛欲绝。自焚虽然表达了藏人的 意志,但表达意志不是最终目的,而是要把意志变成现实。她呼吁藏地的僧侣、长老、知识分子和民众,守护同修、信徒、乡亲和家人,活着去做滴水汇成大海的努 力,以传承藏民族的精神和血脉。
唯色并呼吁与藏人有关的组织机构,马上投入行动,把遏制当前自焚扩大和加速度趋势作为当务之急。截至目前已有美国的阿嘉•洛桑图旦晋美加措和安多藏区诗人嘎代才让署名支持。
韩国国会议员朴宣映星期四透露,50多名朝鲜儿童在逃离一所朝鲜孤儿院后,目前躲藏在中国境内。这位议员表示,这些儿童于2月29日从与中国交界的 朝鲜惠山市一座孤儿院出发,穿越边界进入中国,目前尚没有消息证实他们是否被中国警方抓获。法新社的报道说,韩国反对党国会议员议员朴宣映二月份在中国驻 韩大使馆外举行绝食抗议,谴责中国政府遣返朝鲜难民。
上周五,绝食11天的朴宣映因身体不支终止了抗议活动。这位议员本周四还表示,去年12月,朝鲜同一所孤儿院中已有30多名儿童逃走,但其中20余 名儿童在边境被朝鲜边防军逮捕并遭毒打,其余十几名儿童进入中国后被中国警方逮捕,中方正打算把这些儿童遣返朝鲜。报道说,作为朝鲜盟国的中国至今不承认 朝鲜难民属于政治难民。而这些难民遭中国遣返后,往往被关入监狱甚至被判处死刑。
美国“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星期四发布一份报告,认为中国的网络战能力对美军构成真正威胁。路透社报道说,这份长达136页、由著名国防企业“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撰写的报告指出,过去十年,计算机网络攻击战已成为中国军方和国家发展战略的重点。
中国军方与国内电信大企业的关系密切,创造了以国家支持向美国军方、政府和私营行业的电子络进行渗透的途径;同时一些与外国企业有合作关系的中国公 司,也正向军方提供尖端技术。报告认为,这一状况构成了引发美国关键安全设施和网络出现灾难性故障的危险。报道说,相关报告预计将送交美国国会审议。
2012年是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访华及美中关系正常化40周年。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星期三在出席美国和平研究所举办的研讨会上发表演说。克林顿指出,中国的影响力日益上升,但中国不应继续在强权与发展中国家两种角色之间游走,而应在国际问题上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路透社报道,希拉里以叙利亚为例说,中国应展现利用外交政策解决国际问题的能力。她还指出,中国今年国防预算增加11.2%,需要就国防建设作出说 明,以安抚邻国、防止误解;同时中国必须表明能够遵守基於规则的全球贸易和投资体系。希拉里强调,美国希望看到中国在贸易政策和全球安全等方面成为更负责 任的国际合作伙伴。
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刘为民在3月8日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大使李华新6号和7号访问叙利亚,就当前的叙利亚危机会见了叙利亚外长和副外长 以及三个反对派组织的负责人。刘为民表示,李华新代表中方阐述了有关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的六点主张,包括敦促各方停止使用暴力,配合联合国及红十字会等国 际组织,缓解特别是霍姆斯地区的人道主义状况。
路透社星期四的报道说,西方和阿拉伯国家指责由于中国和俄罗斯两次否决安理会的叙利亚问题决议,而助长了阿萨德对反对派的镇压。中方此举试图缓解国际舆论的压力。联合国统计显示,阿萨德政府武装在国内持续一年多的镇压,已导致超过7500名平民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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