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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报道
陈光诚女儿入学受阻外界关注外来者子女受教权利
2011-09-05
九月开学日后，山东盲人律师陈光诚女儿仍未能上学，就学问题再次引起外界重视，有学者呼吁关注外地打工者子女的教育权利。
本台上星期曾报导山东临沂当局答应让陈光诚女儿陈克斯上学一事，然而，九月一号的开学日过后，陈克斯仍然未能上学。
为此事奔走的北京维权人士刘沙沙表示：“还是不能上。”
记者：“上一次不是斩钉截铁答应你们吗。”
刘沙沙：“这是教育局给的答复，但实际没能上。”
记者：“那是不是跟陈光诚的原因有关系。”
刘沙沙：“是的，和这个有关系。”
已年满6岁，符合入学年龄的陈克斯因父母被当局软禁也因此无法上学，成为失学儿童，不少网友认为对陈光诚的迫害已难以忍受，不能再让无辜子女牺牲他们的就学权。
近日，教育权利问题引起网民们广泛讨论。
南京一名男童在上周四开学第一天，大太阳下跪在一小学门前引来市民围观。该男童小勇是外地民工子弟，因没城市户口且成绩不好，没有学校接收，惟有下跪求学。
在外界的关注下，学校最终破例录取，但外地民工子弟的就学问题再次引起外界关注。
网民们对现任教育部副部长、原北京市教委主任刘利民去年提出：”北京学校接收打工子弟要有度，否则会形成‘洼地’效应，教育办得越好、越是免费、来的人员就越多”。言论提出不少质疑及批评，网友们要求他出来澄清解释，否则就该辞职谢罪。
北京学者张博树向本台表示：“从这个政府的官员来说，并不能认为说给外地的打工者提供子女受教育的机会就会导致外来人口越来越多，不能以这个为理由，是很荒唐的，说到底，现在中国存在城乡之间的差别很大，还有国民教育这方面确实有很多不能让人满意的地方，从政府的角度来讲，应该想更多的办法提供更多平等均衡的教育资源，让我们人民可以共享。”
刘沙沙表示，教育公平是所有适龄的儿童都应当享有的权利，孩子的父母在所在的城市工作就业，就有权利让孩子在所在的城市受教育，1986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实行九年义务教育，让每个孩子都享有受教育的权利，然而北京的做法违背了“义务教育”中的公平性。
刘沙沙表示：“在平等教育中经常听到一种意见，但这种意见忽略了表面现象下另一种事实，北京也是需要生活成本的，并不是说落实了平等教育，每个人都能来。”
近日网络流传一组数据，世界公共教育经费投入平均占国民生产总值的5.1%，发达国家5.3%，撒哈拉以南国家4.6%，印度3.5%，最不发达国家3.3%，中国2.3%。占世界20%受教育人口的中国，只占世界各国教育总开支的1.5%；美国3亿人口，教育经费7000亿美元，中国13亿人口，教育经费400亿美元。
网友Stony告诉本台记者：“我觉得这个国家把大笔的经费花在大运会、奥运会、或者其他国际赛事上，就没有钱来给自己的国民让其享受教育权利，这点上来看，这个国家的教育体制是非常不堪的。”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驻香港特约记者心语的采访报道。
姚立法病重获释自由再被限制囚禁期饿饭折磨拖延治病
2011-09-05
湖北潜江维权人士姚立法因身患重病，星期天晚被当局释放回家后，星期一再度被其任职的潜江实验小学限制自由，中午不准回家吃饭，还限制接触外界。其妻冯玲及异议人士秦永敏当天告诉记者，姚立法在囚禁期间，遭到非人对待。
中国选举专家姚立法自8月7日在北京友人家中，被湖北省潜江市国保人员强行带走后，再度遭到软禁，隔绝任何消息。其后因急性胰腺炎发作，命悬一线，被当局送到医院抢救，星期天晚获释回家，她的妻子冯玲星期一告诉记者，姚立法一早又被所任职的学校派人带走。在近一个月的囚禁期间，他受到非人待遇，全身有伤。
“手腕受伤、腰椎也受伤。再加上后来他们对他关押期间每餐只给原来饭量的三分之一，又关在里面就生病，急性胰腺炎，后来医生说是胆囊炎，住院。在昨天晚上九点钟就送回来了，到现在身体状况不是很好。”
冯玲说，当局为了封锁他的消息，连住院的姓名都是伪造的。
“他住院的时候也是用的别人的名字。病例、拍的照片都被他们拿走了。”
主张全国民间候选人积极参选人大代表的姚立法回家刚十个小时，第二天早晨又被校方强迫上班，冯玲非常担忧丈夫的健康状况。
她说：“我就让他今天不去上班。汪老师（副校长）说你（姚立法）要接受检查，这两天到医院去看病。他们早晨学校的又来接人，要他上班去。去了以后到中午也一直没回来。”
记者：他的体重情况怎么样？
回答：他说是瘦了二十几斤，但是我看的话，以前他脸圆圆的，现在是尖的；腿都没有我的粗了，很瘦很瘦的那种。回来以后以前的T恤衫穿在身上像龙袍，就是很大。
本台多次致电潜江实验小学及汪潜副校长，但电话无法接通。又多次致电另一位负责看管姚立法的教师，对方拿起电话，却不说话。
记者：你好，曲斌老师？
回答：嗯。
记者：我想问一下姚立法现在的情况。
（没有声音）。
记者：喂？请说话。
对方还是沉默。
53岁的姚立法自1988年以来，积极参与选举，于1998年自荐当选为潜江市第四届人大代表，并多次在公开场合批评基层政府的违法乱纪行为，致力于争取民主的斗争。今年各地人大代表选举开始后，6月20日再度被软禁后，一度逃脱，其后当局出动大批公安和便衣四处搜寻。
湖北的《楚天都市报》曾报道，7月20日前后武汉曾出动万名警察搞大搜查，据称，原因是查到了姚立法在武汉的消息。
当局多番秘密关押姚立法，关注此事的武汉异议人士秦永敏认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现在正在审议，通过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的话，像这样秘密抓捕关押是完全合理合法的，所以对姚立法先生的这种抓捕关押可能就是那个法律通过的预演。对此我们应该感到高兴，为什么呢？中国自古以来有个良好的传统，那就叫做作法自毙，古今中外所有那些恶法最后的倒霉者往往都是制造这些恶法的本人。”
姚立法获释当晚和秦永敏通了电话，并告知其遭遇，秦永敏说：“当局对他采取了饿饭政策，一直给他一顿就是二两饭。其中8月17号到8月30号甚至每天只给两顿饭。一直不给他毛巾。让他没办法洗衣服，也不给他换衣服，而且也不开空调，他每天身上都馊了、臭了，就用这种办法折磨你。”
他说，当局还动用了众多人力看守姚立法，直到他病情危重。
“22个人轮流值班看守他。9月2号凌晨突发疾病在地下打滚，当局因为害怕万一出什么事情，把他送医院就诊。诊断结果是急性胰腺炎，我们都知道急性胰腺炎是死亡率非常高的疾病，随时都可能死人。”
秦永敏告诉记者，姚立法在电话中告诉他，会坚持宣传选举法，而且会参加选举。
“刚一送到家就布下了两道岗。一道岗就设在他家的门口，就是由潜江实验小学，还是那个汪潜校长带人负责的。姚先生回到家以后当即和我进行了联系，把这些情况对我进行了介绍，同时表示，潜江市的选举马上就要开始，他肯定要参加，与此同时，全国各地参加选举的朋友如果需要他咨询的，他一定非常乐于咨询。”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乔龙的采访报道。
武汉暴力强拆重伤三业主拆迁办被指克扣大半补偿款
2011-09-05
武汉市江汉区八古新墩上周五发生暴力强拆事件，数十名黑帮打伤一家三人，目前尚未脱离危险期。家属星期一告诉本台，他们报警三十多分钟后才到达，而歹徒已经离去，村民说，开发商以每平方米一万六千元补偿给他们，但拆迁办却以3800元逼他们搬迁。
上周五，临近汉口火车站的八古新墩发生暴力强拆事件，一家三人伤势严重，目前还在抢救。
家属王先生星期一告诉本台，来人身穿黑色衣服，被打伤者是他的二叔和三叔还有堂弟。
回答：他们的武器有匕首、钢管还有砖头。受伤的有三个人，现在还在抢救当中还没脱离危险。
记者：当时来了几个人？
回答：当时五、六十个人，全部是统一的黑色衣服。我们提前半个小时报案。就说打人的凶手，(警察)半个小时以后才来。我就想问，为什么半个小时之内警察都没有来。我们八点钟报的警，八点半钟警察才来。
记者致电八古新墩派出所查询，公安不愿回应。
记者：派出所？
回答：哎。
记者：问一下，9月2号拆迁的时候有拆迁户被打伤？
回答：你是哪里？
记者：自由亚洲电台记者。
回答：我还不清楚，你要问办案的。
记者：你们出警了吗？
回答：搞不清楚，我当天出去做别的了不清楚，不是我办的不清楚。
记者：现在平息了没有呢？
回答：现在我也没问，好吧。
八古新墩一带有多个“城中村”在进行所谓的旧城改造工程。
当地一位房地产职员对记者说：“有几个位置在拆，像华南海燕市场、天人伦那边都在拆。拆完可能最少也到今年年底拆完，因为现在才刚开始拆。”
王先生说，当地土地被万科开发商征收，大部分村民拒绝搬迁，是因为不满村干部及拆迁办截留征地补偿款。
“前几次来协商的价格根本我们都接受不了，因为我们这里的地价，卖给万科。万科买我们这里的价格是（一平方米）一万一千六，拆迁办来跟我们谈是三千八，没有商量余地，中间将近隔了八千多块钱，我不知道这些钱哪里去了。我们这里所有人都没有签字。”
他说，村干部已签署了协议，但肯定不是每平方米补偿3800元。
“我们这里是城中村改造，前面拆的所有的房子都是村里面干部的房子，他们拆的价格他们也不会跟我们说，他们拆的价格绝对不会低于拆迁价，或者说直接有就地还建的。但是他跟我们谈的是第一个没有还建，第二个就是这个价。这个价格让我们村民绝对无法接受。”
另一位村民说：“他（村干部）就是村里的人。这块地他卖出去或者自己在那里盖楼和别人合作，都是这样赚的钱。我就是在那旁边的房子，现在卖都是一万块钱一个平方，你说他三千多块钱拆肯定不愿意。”
地方官员截留征地补偿款在当地十分普遍，居住在唐家墩的村民叶小姐告诉记者：“我们家拆迁的时候就是的，外面的房价都是七、八千、一万了，政府给我们的拆迁价是两千多块。三千八比我们三年前拆迁多一千多块钱一平方，但是现在房价都一、两万了。物价涨那么快够什么呢？”
对于拆迁方打伤村民，叶小姐说，拆迁方打死人的事件，每年都有发生，最终给一笔赔偿了事，而凶手也可能得到一笔钱，一走了之。
“给你一笔钱够你半辈子都花不完的，拿了钱帮人家做事，打死了他们不要他负责。他们就随便打，打死了他们再来谈。后面都有一个网络的，拆迁办什么的都是跟他们有关系的。”
村民李先生说，几年前该村一位拒绝搬迁的教师被打成植物人。
“拆迁的时候你不搬，不跟他们签协议，还不是把一个学校的老师打成植物人，就是到时候给你补偿的时候给你钱多一些就完了，也没人坐牢，也没什么，一点事都没有。”
他补充说，虽然国务院下令禁止强拆，但命令毫无作用。
“说不让强拆，实际上国内还是这样，他不强拆怎么办？因为这些拆迁的全是黑社会的，负责开发在里面赚钱的全部是共产党，还有现在村里边的村长。大股东就是八古墩村的村长，实际上就是黑社会的，赚村里边的钱都上亿了，他已经十几个亿了。”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乔龙的采访报道。
上海大火社会善款落实灾民十分一 强迫签协议才领钱引不满抗议
2011-09-05
上海静安区胶州路去年发生特大火灾后，社会各界捐赠达四千多万但落实灾民的只有十分之一。有受害灾民向本台表示，当局要求签订赔偿协议，才能得到社会各界捐赠的20万元非常不合理，他们拒绝签署。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日前对“11•15”特大火灾系列刑事案件进行二审公开宣判，终审裁定驳回8名被告人的上诉，维持原审各项判决，表示各被告作业中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致使重大事故安全隐患未能及时有效排除，因而发生特别重大伤亡事故，其行为均已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
上海市静安区胶州路728号教师公寓楼在去年11月15日下午发生特大火灾，死亡58人，受伤71人，经济损失接近两亿。火灾发生后引起各界对安全事故的探讨，社会各界也都发起救助。
近日，网络上流传着灾民统计的捐赠数额的一张明细表，其中捐赠时间一栏从11月15号开始到12月26日前后有19家机构捐赠的款项。
据灾民不完全统计，捐款额有4480多万元，都明确了捐赠对象是受灾家庭或者受灾老人，可是至今落实给灾民的总数却只有420万元。
一位参与调查的灾民王先生星期一向本台表示：“他们发过一笔钱三万两千元的钱，其中一万是捐赠，一万是政府补贴，还有一部分好像是财政帮扶，都是分开的，据统计不是很多。
记者：“那你怎么知道会有四千多万这么多。”
王先生：“反正就是各大报纸杂志，媒体有刊登的，我们都收集起来。”
记者：“你们自己收集整理再做统计是吗？”
王先生：“是，我们灾民一起收集的，在报纸网络版上，他们打印了一叠很厚的资料，有一个灾民他对数额、对象、捐赠人，进行整理做了一份清单，这还是不完全的，这一部分只是有经过媒体报道的，媒体报道的捐赠总共是这些。”
明报星期一报导，遇难者赔偿的91.5万元中包括20万社会捐款，按此计算，58人死亡，共应有1160万元。
对此，在大火中失去母亲及妻子的王先生向本台表示，社会捐款应是无条件发放的，但当局却要他们签赔偿协议才能领钱，而他连家属死亡地点也不知道，要求自己验死者DNA当局也不让，因而至今拒绝签署相关协议，和他类似情况者不少。
据了解，这些捐款分别是由上海慈善基金会、静安区民政局、静安区红十字会、上海慈善基金会静安分会、中共静安区委统战部的“爱国慈善基金”、市老年基金会、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宝山区分会、上海市慈善基金会虹口区分会等单位接收的。但收取、汇总统计、将捐赠发放给灾民属于静安区“11•15”火灾事故善后处置工作领导小组的职责。
本台记者于是致电该善后处置小组查询。
记者：“我想咨询下关于赔偿的问题，一共有四千多万的捐赠款项，为什么到灾民手上只有四百多万？”
接听人员：“请问你是哪里打来的。”
记者：“我是香港打来，自由亚洲电台的记者。”
接听人员：“我是这里窗口接待处的，我们这里是不接受采访的。”
记者：“那你告诉我一下相关电话行吗？”
接听人员：“你觉得我把别人电话告诉你，你觉得行吗？如果我要你男朋友的电话，你会给我吗？”
记者：“问题这是社会公共事件，并不是男女情爱，而现在又是有关于到灾民的利益，我当然是需要一个地方去核实。"
对方以有人找他为由径自挂断记者电话。记者之后再致电另一名善后小组人员，但对方一直没有接听电话。
灾民们联名向上海市政府申请公开相关情况，包括要求善后小组交代公开捐赠来源、对象、及捐赠内容，以及发放额度和对象信息的相关书面材料，并要求履行发放捐赠款物的工作，要求上述接受处理这笔款项的政府部门，自觉履行相关发放的义务。
据香港《明报》星期一报导，8 月起，当局宣布停止执行对大火灾民“应急政策”。
有灾民指，政府是“耍无赖”想赶绝他们以迫使妥协。
一位灾民葛小姐告诉本台记者：“我哥跟我说，大家都停止了就停止了，我也没有想法，我们老百姓可以说什么呢，政府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我们也没有什么想法，我们也没有能力能将他们怎样，我们能力是很小的。”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驻香港特约记者心语的采访报道。
中国城市的社会管理改革在尝试中起步
2011-09-05
中国一些城市开始尝试撤销街道办、成立大社区的社会管理改革；其中，安徽铜陵的改革模式颇具典型性，有望在全国推广。
据《京华时报》等媒体报道，安徽铜陵社会管理改革的步骤是：撤销街道办事处，成立大社区管理机构。
原街道办的经济管理和城管执法等职能收归区级政府，而原街道办的社会管理和服务事务则划归社区。这就是以社区制取代街道制的铜陵模式。北京等城市也在探索这一模式。
这一改革的目的据说是为了加强基层力量和居民自治，因为居民自治组织--居民委员会—设在社区这一级，而街道办则是行政机构，而不是居民自治组织。但是，从街道办收回的职权，看来不是交给居民委员会，而是交给与居民委员会并行、对接的社区工作组或区政府。
纽约城市大学的中国问题学者夏明表示，一些城市社区工作组的成立使街道办成为一个多余机构。
“街道是作为政府公务员的最低的一级。往往在社区的一级它其实建立了社区工作组。在社区居民委员会定义的层次上就有一个新的社区工作组了。这个管理是通过服务来进行的。而社区工作组是政府的一个派出机构。而社区工作组和社区党的支部又融合在一起了。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就把政权完全深入到社区一级了。而社区工作组又受党支部的领导，它又成了党的派出机构。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党跟政权的控制力对下层的一个表现。在这种情况下，社区跟区的之间，它里面又多了街道这么一个机构。街道成了区政府和社区两级之间变成了一个多余的了。”
夏教授表示，在社区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的居民委员会是自治组织，它不会接受街道办的领导；而城市化过程中一些小区的发展也使街道办丧失了实行有效管理和服务的能力。
“街道如果做为政权的一个独立层级的话，它应该没有权力去管理社区。因为社区是自治组织。而且地方小区里的社区会很大，超过街道的管理范围。像高层建筑社区，它一个高层社区就有几百户，上千户人家。在这种情况下，它就没有办法用街道来管理这几千户人家在这个新的小区。那么，它就干脆控制社区工作组，通过以社区为单元来进行管理和控制。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应该是中国国家的触角、国家权力的更下层，更延伸。”
不过，夏教授说，撤销街道办不一定意味着实现了居民自治。居民自治能否实现，要看社区居民委员会是否能对政府权力机构积极发挥监督作用。
“如果社区的工作人员能够尊重居委会的权力和自治地位，如果居委会他们很活跃，很积极的话，他们就会在居委会发挥很大的作用，扩张他们自主的权力。同时能够对社区的工作委员会进行比较严格的民主监督。行使他们的最根本的自治权力。”
中山大学教授梁必骐表示，街道办的权力本来就很有限，他发现在他们家所在街区，社区居民委员会的职能比过去大了，但治安还是归公安部门管。
“好多年前我们也有居委会。在我们中大也有居委会，居委会的组成都是一般的居民他们选出来的居委会，是一种民间机构。现在我们办老人证、居民证、社保之类的都在街道委员会去搞。”
据《京华时报》报道，北京石景山所成立的鲁谷社区声称要遵循“小政府、大社区”的模式。但愿这不是侈谈或空话。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的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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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要新闻
2011-09-05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姜瑜5号否认中国军工企业向忠于卡扎菲的利比亚军队出售武器。
在例行的记者会上，姜瑜说，卡扎菲政权曾于7月份在中国政府部门不知情的情况下，派人来华与中方有关公司的个别人员进行了接触。中方公司没有同利方签署军贸合同，更没有向利方出口军品。
姜瑜同时还说，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1970号决议以后，中国公司也没有间接地向利比亚军方出售武器。
此前，加拿大的《环球邮报》和美国的《纽约时报》分别报道说，在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发现的废弃文件显示，有中国公司曾提出向利比亚政府军出售火箭发射器、反坦克导弹等禁止售予利比亚的武器。
不过，《纽约时报》说，北约的一名外交官说，这几乎不可能。联合国方面也说没有收到相关报告。
另外，就利比亚反叛武装力量声称中国政府阻挠解冻利比亚资产的说法，姜瑜回应说，中方对解冻利比亚资产原则上没有困难。她说，利比亚方面提出申请后，中方认为需进一步明确有关资金的用途和监管机制。在申请国提交进一步信息后，有关申请已在联合国获得通过。
2011-09-05
潜江民间选举专家、维权人士姚立法在8月7号在北京被潜江警方带走后，已在9月4号获释回家。5号他再度被其任职的潜江实验小学限制自由，中午不准回家吃饭，还限制接触外界。
姚立法的妻子冯玲告诉本台记者，在被软禁期间，姚立法因急性胆囊炎发作，被当局送到医院抢救，星期天晚获释回家。冯玲星期一告诉记者，姚立法一早又被所任职的学校派人带走。在近一个月的囚禁期间，他受到非人待遇，全身有伤。
2011-09-05
河南宋庆龄基金会负责人承认用善款房贷投资。
据《钱江晚报》5号报道，河南宋基会相关负责人说，基金会在十年前即成立专门的投资公司，通过向企业贷款等方式对所持资金进行保值增值。近十年来，吸引资金，投资做大，几乎成为了河南宋基会的工作主线。
河南宋基会最近陷入“善款放贷”、“善款投资”、“公益项目缩水”等质疑而倍受舆论关注。
2011-09-05
据日本共同社5日报道，第12号台风“塔拉斯”台风袭击日本后，日本和歌山县警方统计，台风在县内造成的死亡人数增至25人。至此，日本全国死于此次台风的人数已达37人，另有54人失踪，4700多人被困。
“塔拉斯”9月3日上午在日本四国岛高知县登陆，带来的强降雨给日本造成严重灾害，使得还没有完全从三月份的地震和海啸灾难中恢复过来的日本再受重创。
2011-09-05
原定在8月中旬深圳举行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前夕开通的广深高铁却迟迟没有开通。有网友近日披露该条高铁在检验中被查出有53处较大问题。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新浪微博网友“幸福在深圳”9月1号在网上贴出题为《广深港客运专线复测项目及存在的问题》的报告截图，披露发现53个较大问题。
目前广铁集团和广深港公司还没有正式这一报告的真实性。
广深高铁是在7•23温州动铁事故后被要求进行安全筛检而推迟开通日期。
中国民政部基层政权司副司长王金华表示，安徽铜陵已全面撤销街道办事处社区事务实行居民自我管理。如果评估效果良好，将在全国推广。
王金华在接受《京华时报》访问时表示，中国城市的管理层次比较多，一个市就有市、区、街道、社区四级。市、区布置下来任务，街道转手开个会，再布置给社区，街道起的只是“二传手”的作用。由于管理层次多，人、财、物到街道就分派不下去了，很多工作难以展开。所以王金华说这是中国城市管理中一个长期存在的最大问题。
王金华透露，民政部专家组对安徽铜陵撤销街道办的做法非常肯定。目前贵阳市和黄石市也在进行类似试点。
“天安门母亲”群体成员袁可志老先生日前去世，享年九十四岁。其所属单位9月5号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其他“六四”受难者家属，包括张先玲前往致祭，但是遭到警方的阻拦，无法参加。
在天津投资后遭到地方政府、法院迫害的台商沉柏胜，5号在台北举行新闻发布会，露出肚子上的伤痕，说他被迫到天安门广场剖腹抗议。
沉柏胜二十年前前往天津投资。不料资金一到位，就全部被具有天津市政府背景的合作方强行霸占。沉柏胜告上法院后，法院虽然判决他胜诉，却没有人执行判决。
2009年5月1日，沉柏胜到天安门广场切腹抗议，由于切断了大动脉，鲜血像喷泉一样涌出，终于惊动了中央领导，指示相关单位处理。但即使如此，最后获得的赔偿，也只相当于应赔偿金额的十分之一。
另外，由台湾投资中国受害者协会等团体举办，名为“反中共诱骗迫害台湾人”的大游行，预计本周五将在台北登场。组织者呼吁马英九政府在签署两岸投资保障协议之前，应要求大陆政府解决台商受害案件，并且让受害台商参与两岸谈判。
利比亚卡扎菲政权安全部门头号负责人曼苏尔•道已经越过边境进入尼日尔。
路透社援引尼日尔两名官员的话说，包括曼苏尔•道在内的大约15名利比亚人一周前抵达边境地区。在得到尼日尔政府的许可后，他们将前往首都尼亚美。
在此之前，卡扎菲的妻子和其他家人逃到阿尔及利亚。反叛军最近在首都的黎波里附近逮捕了卡扎菲的外交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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