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印
• 分享
• 评论
• 电邮

五四运动是中国共产党的接生婆。共产革命在中国的胜利，跟五四有直接关系。所以毛泽东们一直歌颂五四，纪念五四。

即使近年有人 反思五四，看出它促使共产党发迹的暴力倾向等，但由于中国知识界长期以来把当时的两场运动（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相混淆，笼统称之为“五四新文化运 动”，而新文化运动倡导个体解放、思想自由，尤其是砸碎了禁锢中国人几千年的古文枷锁，开启了划时代的白话文历史，具有巨大的进步意义，所以就无法（也不 敢）否定“五四运动”。

不久前我在“肯定新文化运动，否定五四”一文中提出，应把“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明确分开，因为这两个运 动性质不同。新文化运动强调反对旧礼教、追求个人自由/个体权利，倾向英美的个人主义。而五四运动则高举爱国主义大旗、煽动民族主义，并理直气壮地在“反 帝”等口号下，用暴力手段侵犯私有财产，在苏俄革命的群体主义轨道上。

众所周知，五四运动从“火烧赵家楼”开始。学生因不满政府跟日本签订“二十一条”，冲进参与签订该条约、被认定是卖国贼的交通总长曹汝霖住宅赵家楼，殴打了被误认为是曹汝霖的外交官（致脑震荡送医），并放火烧毁了赵家楼。

赵家楼是私人住宅，被纵火烧毁，明显是侵犯私有财产的违法行为；而殴打外交官更是侵犯基本人权。即使官员有罪，也应司法审理，而不是烧屋打人。但这些违法行为，当时却在爱国名义下没被法律追究，甚至得到赞美。

这个事件成为五四运动的起点和标志，也最代表五四的倾向和性质：为了目的、不择手段；以崇高正义的名义、以国家/集体利益的名义，不惜用暴力剥夺个体权利。这种思维方法和暴力倾向跟后来文革的“打砸抢”有惊人的相似性。

史料证实，“火烧赵家楼”不是一时激愤，而是预谋的。学生们事先准备了火柴、汽油，查到了相关官员的住宅地址，甚至找到官员照片，准备殴打，甚至暗杀。

当时也有人试图阻止放火，提出大火蔓延烧毁周围民宅（11家被烧）问题，但那个五四干将、首先放火的匡互生却反问到：“谁让他们与汉奸为邻？”如此恶棍逻辑居然占了上风，主导了运动。

火 烧赵家楼不是偶然行为。五四时代的翻译家梁实秋回忆说，当时他是清华学生，也参加游行示威，当学生在街上演讲时，有三两辆汽车因不得通过而按了喇叭，愤怒 的学生竟然把汽车给砸了。当时梁实秋也觉得这样砸汽车不太好，但他说，“后来细想也许不冤枉，因为至少那个时候坐汽车而不该挨打的人究竟为数不多。” （梁后来对此有反省）。

不仅毁掉私有财产，在那种气氛下，连人身安全也难以保障。例如梁实秋还回忆说，他跟当时北洋政府的外交官章宗祥的 儿子在清华同一个寝室。那些狂热的学生痛批章宗祥卖国，就去打他的儿子。他儿子感觉不好，早就躲起来，结果那些学生就把他儿子的床铺给砸了个稀巴烂，还把 他儿子的衣箱东西扔得“狼藉满地”。章宗祥的儿子再不敢来学校上学，恐惧焦虑，不久就得病死了。

打人、烧私宅还不够发泄“爱国愤”。两 个月后，学生市民又把济南《昌言报》给砸了，因这家报纸发表了批评学生的文章。《昌言报》前身《时务报》1896年创办，是中国最早的报纸之一。该报不仅 被砸，报馆编辑还被捆绑起来、插上“卖国贼”牌子，游街示众。这不是文革的预演吗？那时候就给人挂牌子、定罪名、当众侮辱。

更严重的是北 京《晨报》事件。因这家报纸发表了不赞成中国走苏俄革命之路的讨论文章（也登了赞成苏俄的），由共产党北方区领袖李大钊等领导的激进学生和市民就在游行示 威之后，高呼爱国口号，高举“打倒晨报及舆论之蟊贼”的标语，包围了报馆，砸毁报馆的陈设，最后也是放了火，把整个报馆烧了。附近房舍，也因这场大火株连 而“折毁破损甚多”。这已经是距离五四“火烧赵家楼”6年之后的1925年底，也就是共产党成立四年之后。

而在这前一天，这些“李大钊 们”还砸毁了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章士钊的私宅（之前还抄了教育司长的家等）。章士钊事后记述： 群众狼奔而入，他家里的桌椅、书籍，都被砸毁（遇物即毁），最后剩下的东西也被扔进火堆（卒扫聚所余，相与火之）。据史料记载，那几年里，章士钊的家先后 被学生查抄破坏三次。

面对这种无法无天，当时的中共总书记陈独秀却在给胡适的信中理直气壮地说，《晨报》不该烧吗？胡适当时致信陈独秀， 指责他说： “几十个暴动分子围烧一个报馆，这并不奇怪。但你是一个政党的负责领袖，对此事不以为非，而以为‘该’……。”胡适悲观地预言，“这个社会要变成一个更残 忍更残酷的社会，我们爱自由争自由的人怕没有立足容身之处了。” 果然被他不幸言中。

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为“新文化运动”的开端，火烧赵家楼是“五四运动”的起点。由于这两个运动都没有明确的终点，在时空上有交叉，而且其代表人物陈独秀又在两个运动中都是主将，所以多年来人们一直将这两个运动混为一谈。

但 仔细观察，这两个运动的区别还是有迹可寻的：火烧赵家楼一个月之后，陈独秀因散发革命传单被捕，胡适接手编辑《新青年》。胡适的政治嗅觉是敏锐的，他察觉 到李大钊们要在中国推行苏俄的共产主义，所以马上撰文“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所谓少谈主义，就是少输入苏俄的革命，多研究中国的实际问题。胡适跟 李大钊就此展开辩论。《新青年》出版“杜威专号”，胡适介绍他导师的“点滴改良”的实验主义，用来抵制李大钊们鼓吹的苏俄式翻天覆地革命。这段期间，仍可 视为“新文化运动”的继续。

但陈独秀被释放后，就把《新青年》杂志从北京迁到上海，并完全改变编辑方针，连续编发苏俄专号，传播共产主 义，干脆直接做（胡适们所批评的）“鼓吹苏俄的宣传”，成为筹备中共的机关刊物（第二年共产党成立）。陈独秀也由“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变成《中国共产党 宣言》的起草者（连任五届中共总书记）。陈独秀的变化，新文化运动的舆论号角（杂志）改调，使这场旨在个性解放、思想启蒙的运动逐渐落潮。

尽 管五四运动从一开始就偏离新文化运动的轨道，无视法律，用暴力践踏私有财产和个人权利，但将近一个世纪以来，海峡两岸的知识分子都没有明确地把这两个运动 分开。究其原因，是没有意识到区分这两个运动、分清其不同性质的重要意义——是肯定追求个人自由、保护个体权利的价值，还是容忍（甚至推崇）用国家利益的 名义、集体利益的名义而剥夺个体权利的暴行。前者走向宪政民主体制，而后者走向专制。

文革烧遍全中国的红海洋，毫无疑问是五四意识形态的继续。五四近百年了，自由中国尚不见踪影。从根本上来说，是“五四精神”（用“集体利益、国家利益”的名义践踏“个体权利”）不灭。所以，要建立一个真正的宪政民主中国，应该从否定五四开始。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