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08/05

江西男子交警办纵火警察一死一伤

类似青年杨佳因仇恨警察，而袭击上海闸北区派出所的案件，周三在江西省萍乡市重演。一名男子闯进一所交警办公室，点燃自制汽油弹纵火，造成两名交警一死一伤。疑犯当场被捕。当局初步调查指，疑犯因不满警方对一宗交通事故的处理手法，怀恨纵火报复。民众希望当局设立沟通机制释除民怨。（冯日遥报道）

上栗县清溪村交警办公室，遭纵火后损毁严重，一名值班交警周四接受本台记者访问时指，现时办公室的大门及玻璃窗仍未修理好，室内仍然十分凌乱，他指出，事发于周三早上8时半左右，一名男子突然闯进，将汽油泼进办公室内，随后用打火机点燃，当时两名值班的交警全身着火，一人当场被烧死，另一人伤重送院，事发后大批交警赶到现场，纵火凶徒当场被抓捕。

这名交警指是个别事件，他们都没有为自身安全感到特别担心。他说：我们都不害怕，因为我们都是两丶三个人一起值班的，都有如此，没有特别加强，是个别事件罢，涉案那人已被抓捕调查。

他透露交警领导早上到过医院探望伤者，当局正为死伤者家属提供所需援助。他说：受伤的那名交警，经抢救后现时生命情况无威胁，可说已稳定下来，我们会为他们提供援助，如善后工作等。现时办公室可说是一片狼藉。

案发现场的清溪村村民易先生向本台记者指，事发后村民都对事件议论纷纷，有村民指疑犯是因为不满交警对一宗交通事故的处理，以致采取激进手法泄愤。他说：听说是该名男子，早前驶着摩托车，在村口与货车相撞，他要求货车车主赔偿，其后他又不满赔偿金额，再到交警办找人处理。可能是不被处理罢，他昨日再到那儿后就发生事情了。

易先生指，村民对疑犯的遭遇表示同情，因为当地交警不作为确使人感到绝望，虽然如此，村民不赞成采取暴力手法，希望当局能妥善处理问题，从速设立沟通机制，化解民怨。

记者多次致电上栗县公安局，电话一直没有人接听，所以无法得知调查进展。

上栗县政府指，疑犯为48岁姓李男子，他周三早上用塑桶购买了汽油，闯进上栗县交警清溪中队办公楼用打火机点燃汽油，致使正在值勤的交警谭萍当场烧死，另一交警罗卫龙被烧伤。初步调查指疑犯在一宗交通事故调解结束后，他反悔并要求交警重新处理，但未有具体透露详情。

案发后，萍乡市委常委兼市公安局局长唐建国赶赴现场，指挥善后工作。

黄毓民长子黄特汉在内地涉毒被捕

香港《星岛日报》周四引述消息人士表示，社民连立法会议员黄毓民的长子黄特汉，农历年期间涉嫌在内地提供场地及吸毒工具予人吸毒被捕，至今半年仍被内地拘留。社民连主席陶君行对本台表示，黄毓民在三丶四月时有向他提及事件，

他不排除事件涉及政治。（毕子墨报道）

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表示，黄特汉是因为提供场地及吸毒工具而被内地公安拘留，由于案情严重，估计黄特汉要被监禁一段时期。有关当局亦已向黄毓民交代情况，特区政府亦知悉内情，强调事件与政治完全无关。

正随立法会访问团到日本访问的黄毓民接受商业电台一节目主持查询时称，事件交由太太处理，又指太太不让他沾手处理。被问到儿子是否因毒品问题被行政拘留时，黄称，知道有小小问题，但已解决了。又说自己有一段时间没有与大仔见面。本台曾致电黄太主持的牛肉面店，职员称黄太离港外游，暂时未能联系。

社民连主席陶君行对本台表示，黄毓民在三丶四月时有向他提及事件，他也不清楚详情。但他不排除事件与516公投有关。

而《星岛日报》引述另一社民连议员陈伟业则说，黄特汉是在农历年被内地公安拘留，他暗示事件涉及政治。他称，以黄特汉涉及的案件程度，若是其他人，两周内就会释放，但黄却被拘留半年，而且据他所知，其间家人不能相见。他又指黄毓民在公投期间压力好大。

现年二十八岁的黄特汉，曾在美国修读建筑，回港后曾在父亲于旺角的牛肉面店工作。黄已不是第一次惹上官非。2004年七月，二十二岁的他在尖沙嘴一单位，

被发现藏有半支大麻被控告。同年九月，黄在佐敦万利宾馆一单位内，被警方发现他藏有二十一点零三克及零点七克的两种白色粉末，看似危险药物，从而被控“贩运看来是危险药物的物质”，以及“管有适用于及拟用作吸服危险药物的器具”。当时黄毓民聘请民主党元老李柱铭担任黄特汉的代表律师，成功推翻贩毒的认罪答辩，改为少量藏毒及管有吸食毒品工具，被判感化十五个月，并须跟足感化官指示戒毒。

去年十月，黄特汉被指管有他人的身分证，警方经一个半月调查后，终以证据不足为由撤销控罪。

人权组织报告指香港警方滥权打压示威者

香港民间人权阵线周四发表报告指，警方拘捕示威者的情况有所增多，起诉时又倾向于选择较重的法例。民阵认为这样做是打压表达政治意见的空间，警方及律政司的检控政策不清晰，检控时又选择不恰当的法例，有滥权之嫌。民阵及社运人士建议当局考虑修订有关法例。（占墨报道）

民阵警权监察组在报告中指出，警方今年前七个月在公众集会或示威行动中，至少拘捕了38名市民，其中12人被起诉。其中多名示威人士被控涉嫌袭警。

而目前可用于袭警罪行的法例有两条，分别是较轻的《警队条例》63条，以及定罪后必须判监禁式刑罚的《侵害人身罪条例》36条。根据2002年至2009年的记录，警方及律政司在控告示威人士时，有九成案件选择了后者。

民阵警权组召集人王浩贤认为，在游行示威中，警察与示威者发生的肢体碰撞通常都不是蓄意的袭击。警方及律政司选择以刑罚较重的法例检控示威者，具有政治目的。

王浩贤说：“示威者一般在游行示威里面被用袭警的罪名去拘捕，其实案情时相对轻微的。示威者没有一个蓄意去针对某一个警员的去攻击他，去对他拳打脚踢，其实没这种事发生的。用一个比较严重的法例去告，我们认为是带有一个政治目的。而这个政治目的就是令一般的市民去参与游行集会的成本大幅地增高，而这样会阻吓一般市民去参与到香港的社会运动中。”

王浩贤表示，律政司以《侵害人身罪条例》控告游行丶集会人士的定罪成功率为32%，远低于总体的案件定罪率76.6%。因此他质疑，由于没有明确的检控标准，警方及律政司可能联合起来，滥用罚则较重的法例，让示威者付出被监禁的代价。

王浩贤说：“袭警罪中本身的证人就是警察，我们相信警方有更加大的主导权，去建议律政司用哪条法例去告。而律政司很多时候都会支持警方的决定。所以我们觉得，在关于袭警罪中，警方是否有主动去提议律政司，告他《侵犯人身罪》36条，我们想要示威者坐监，要他们有成本要付出，我觉得警方就这些事件都应该有交代。”

曾经两次因为袭警罪被判刑的社运人士冯炳德指出，罚则较重的《侵害人身条例》36条是从英国引入，而英国也曾出现过两个袭警条例并存的现象，但后来因为公义性及公平性受到质疑而被合并。他认为在香港也应该做出类似的调整，以达到公平。

冯炳德：“其实这条法例（《侵害人身条例》36）在六十年代在香港援引过来是对付六七暴动之后的社会运动。那我就在想我们是否该将殖民地的不合时宜的，或者说是恶法的法例，将它修订。我觉得这样整件事会公平些。”

冯炳德又表示，包致金侄女案让人觉得不公，并不是法官判刑过轻，而是律政司没有选择恰当的条例去控告。

拉萨富豪被判刑无期十亿资产充公

西藏神湖集团藏族负责人因涉嫌政治罪，6月底被拉萨法院判以无期徒刑，并充公数十亿财产，他的兄长则被判入狱6年，法院没有进行公开宣判。当地法院否认他因涉嫌政治罪被判刑。当地人表示，不少人在谈论这位拉萨富豪的判决。（海蓝报道）

拉萨中级人民法院于6月26日向多吉??西及其兄长多吉次丹案件，进行一审判决。在印度的西藏人权民主中心发言人江白木浪指，多吉??西被拉萨中级法院判处无期徒刑，没收财产43亿元，他的兄长多吉次丹判处有期徒刑6年。多吉??西08年巳被关押看守所，但被捕详情不清楚。

江白木浪又指，当局没有公开二人的判决结果，西藏的法院网站及媒体都没有公布，案件涉及政治事件而被判刑。他说：他们被抓进去以后，接近两年多下落不明，但是今年6年拉萨法院非法判了重刑，目前我们了解到，一般判刑是秘密判刑，如果他这个事情没有政治关系的话，当局一定会公开宣布的。

《西藏挪威之声》报道，拉萨中院在6月24至26日，审理多吉??西及多吉次丹案件。08年3月10日爆发西藏抗议示威后数个月，中国当局以涉嫌政治问题为理由，拘捕“亚旅馆”负责人多吉??西，他被捕后，有7丶8个月下落不明，之后其家人得知，他曾在拉萨一间汽车厂接受劳役，家人前往探望被拒?~见面。多吉??西被捕后几个月，他的兄长多吉次丹也被拘捕。

报道引述消息人士指，家人及亲友都被禁止到法院听审，所以二人所犯何罪被判刑，他们都不清楚。另外，当局对二人的指控，有不同说法。有藏人说，当局指控他们从事政治活动而获罪。当局指多吉扎西涉嫌给印度的西藏流亡政府和组织提供了大量资金，因此判处没收财产43亿元。另有藏人说，多吉扎西在拉萨和日喀则都设有旅馆，当局就此指控他涉嫌非法经营。

报道指，多吉扎西是西藏安朵拉卜楞人，他的妻子是拉萨人。

就判决，记者曾致电拉萨??中级人民法院，办公室一名官员指，多吉扎西不是涉及政治罪被判刑，他巳聘请北京律师进行二审，详情要向宣传部查询。

拉萨??一名藏族旅游业人士表示，当地不少人谈及多吉扎西被判刑，因为他在拉萨及日喀则拥有亚旅馆及神湖酒店，都是着名的酒店，他也算是拉萨富豪，这次的判决，当局好像充公了他四十亿财产，他的生意业务一定受到影响。他说：每个人说法不一样，不知那个人是准确，有些人说，一审判了无期徒刑，还有二审丶三审，有些人就说没有了，巳判了无期徒刑，好像听说财产都要收回来。

中国法律学者滕彪认为，中国司法界违背法律情况很多，对藏民更加不用说，不少案件是违反法律程序，家属都不知道他是怎样抓的，关押在那里，有些判刑后也不知道何罪，甚至律师也很难介入案件，这完全践踏法治，连规定的法律程序也不遵守。他说：像他这样一个温和派一个藏人，把他判这么重的刑，实际上是激化矛盾，把更多处在中间态度的温和派的人，把他推到对立面，把他判刑，只能激化民族矛盾。

多吉扎西是西藏神湖集团的董事长兼总裁，该集团于2005年成立，主要经营住宿丶餐饮丶娱乐丶旅行社及房地产丶工贸及进出口的集团，旗下有13间公司。《中国民族报》曾报道，3.14暴力事件发生后，神湖集团的800名员工，无一人参与其中，并与下属各分公司全体员工签订了“维护祖国统一丶反对民族分裂”的责任协议书。多吉扎西曾获五四青年奖及十大优秀青年等奖项。

苏州开发区村民受威吓停止维权行动

江苏省苏州市为建设高新开发区进行的拆迁行动，引发连串万人大示威，造成警民流血冲突后，当局不断向村民施压，现时村民不但被迫停止所有抗争行动，亦不敢接受记者的采访。有关注事件的维权人士指，村民担心被关押，近日已不敢再向他提供消息。（姬励思报道）

苏州市虎丘区通安镇的村民不满当局以低价强拆，过万人于上月中起连日来前往镇政府外集会，要求与官员对话，又冲击办公楼。当局以武力驱赶村民，引发冲突。但抗议行动不但没有停止，更扩展至受影响的东渚镇及浒墅关镇，抗议地点亦从镇政府办转移到主要的交通国道。有见及此，当局加强打压力度，除了警告村民不要组织或参与抗议行动，又把抗议事件定性为境外有组织的破坏行为。

最先出现大规模示威的通安镇一名村民对本台粤语组表示，当局的打压行动奏效，村民都担心会被抓捕，不敢再有抗议行动。村内的情况表面平静，但村民的内心却不平静。他说：现在是暂时平静，就是怕公安抓人，政府用高压压住。但村民的内心还是不平静，问题都未解决，又无答覆。

村民不但不敢再有抗议行动，亦不敢接受采访。浒墅关镇一名村民表示，他接受境外媒体采访后，曾遭当局拘留。他说：你听我说，我最近因接受了香港媒体的采访，被他们关进去，关了我八天，所以我不接收采访。反正政府这样搞了。对不起。

另一名较早前曾接受本台采访的通安镇村民，知道是记者打来的电话后，说“别给我烦了”，随即收线。

曾接过村民求助的北京维权人士于国福表示，村民担心遭打压坐牢，近日都不敢再向他提供消息。他说：他们不敢说话了，但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就是这样的状况。要冒着被关押的险来维权，村民对我说现在不敢再向我提供证据了。当局不讲理，可以怎么办。

浒墅关镇政府一名工作人员回应记者查询时否认有打压村民，但就直指村民的抗议行动是有组织有预谋。他说：没有威胁，我们肯定是跟他们讲道理，你有事情的话，要通过合法途径上访，像他们这种肯定是背后有组织有预谋的。

该名工作人员又说，现时他们正在搜集村民有关拆迁的意见，总结后会作出相应的处理。

当局从2003年起，为建设苏州高新开发区，在没有许可证的情况下，大规模拆迁当地多个乡镇的民房，村民不满政府只以贱价补偿，怀疑官员贪污补偿金，多年的不满引发持续的示威行动。官方媒体报道，冲突事件后，通安镇领导被免职，而该镇今年下达的拆迁项目及工作亦暂停。

余杰撰写《中国影帝温家宝》本月在香港出版

由北京作家余杰撰写，触动中国当局神经的大陆禁书《中国影帝温家宝》，将如期于本月十六日在香港出版。新书是透过叙事方式批评总理温家宝的政绩，余杰因此曾遭国保警告威吓。他透露曾与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谈论过新书内容，美方对他的人身安全深表关注。余杰表示出版该书受到不少压力，他指无论付出任何代价，仍要尽力捍卫言论自由。（冯日遥报道）

余杰周二获邀到北京美国驻华大使馆，与驻华大使洪博培丶公使金瑞柏及负责人权和宗教自由的美国官员等会面，讨论言论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等问题约一个小时。

余杰周四接受本台记者访问时指，会谈中洪博培问及他即将在香港出版批评总理温家宝的新书《中国影帝温家宝》内容，并对他的人身安全表示关注。他说：他们获悉我较早前因为出版该书被国保传唤威吓，他们很详细问及书的内容，并表示若该书出版后我遇到甚么问题，可以立即致电他们，大使馆会高度关注并作跟进。

余杰指，该书约28万字，内容猛烈批评温家宝当总理八年来的政绩与政策，又指公众形象下的温家宝，与执行强硬政策的温总理，两者之间存在重大差距，指责温家宝欺骗人民，余杰说，他所批评的言论都是站得注脚的，而且都是在宪法和法律保障范围内，他认为温家宝作为国家总理，应该承受各种批评意见，他在捍卫公民言论自由上是绝不会退让的。

至于会否担心遭因言入罪，余杰表示，决定出版该书以来，的确受了不少压力和骚扰，但他早已作好心理准备，无论付出任何代价，都要设法出版该书。他说：我每日均遭威吓监视行踪，多年来我写过上千篇政治评论文章，从刘晓波案中，当局从他写的6篇文章中的6句说话就定罪，我感觉头上早已有一把剑，但这样不表示我就要退缩。

作为香港出版人的鲍朴对本台表示，为余杰的人身安全担心，他不希望他因为出书而被捕，现时出版工作一切顺利，预计首版会先印5000本。他说：我已向他提出这个担心，他已考虑过，他决定要出版，现时一切顺利，没有遇到任何压力。

余杰上月初被5名国保人员从家中带走传唤4个多小时，主要针对他撰写的《中国影帝温家宝》即将在香港出版，国保人员指该书可能影响领导人名誉，危及国家安全等严重后果，对他进行威胁阻止出版。余杰其后向温家宝发公开信，指责国保仗权横行，要求立即从体制中取消国保。

余杰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任独立中文笔会副会长，他从在校期间起陆续在大陆发表文章及出版书籍，内容主要批评中国社会的文化及政治弊端，但作品从2005年开始无法在大陆出版。在2006年曾到白宫接受当时的美国总统布什接见，交流讨论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问题。

女律师王宇冤案上诉申请下周开庭

北京女律师王宇被指赤手空拳打伤三个人的冤案，天津铁路运输法院将于下周二就上诉申请开庭宣判。二十多名家属及维权律师到铁路部请愿，抗议当局超期羁押王宇。王宇的辩护律师促请当局废除铁路法院。(李莉报道)

王宇辩护律师之一的李平贵周四接受本台访问时证实，已接到天津铁路运输法院的电话通知，下周二将就王宇被控“故意伤害罪”提出的上诉，开庭宣判。

李平贵表示，一审法院是在毫无足够证据下判王宇有期徒刑3年，他坚持法院应改判无罪释放。他?h：证据显示她是无罪的，最主要的证据，就是鉴定说这个张格非的所谓神经性耳聋造成的原因不明，在这种情况下，是不能判有罪的，因为没有伤害后果吧。

20多名王宇的家属及维权律师，周三下午到北京铁路部请愿，表达对案件的关注，王宇的丈夫包龙军对本台表示，他们叫口号，表达对当局超期羁押的不满，并要求与铁路中院院长会面，最后只获工作人员接见。

他?h：本身早在7月1日到期了，7月1日延迟一个月到8月1日，8月1日又给电话通知延迟两个月，你这样超期羁押对我爱人是不公平的。我爱人非常瘦弱的一个女人，她怎能打倒3个人，包括2个小伙子一个重伤一个轻伤呢，她是律师不是武士。

北京女律师王宇在2008年在天津西站候车室与4名铁路工作人员发生冲突，王宇认为派出所在调查时对她严厉喝斥及限制行动，受到不公平对待，向公安处督察室投诉。数月后，天津铁路警方指称她在冲突中打倒3个人，其中一名检票员张格非被打至神经性耳聋，而拘捕她。经过多次庭审，至今年3月，铁路运输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她有期徒刑3年，并赔偿两名伤者13万多元，王宇不服提出上诉。

王宇在庭审中坚持自己并无打人，反是被检票员打，又指当时与她发生冲突的并不包括被指打至重伤的检票员张格非，认为派出所是为了报复她的投诉，而诬蔑证据使她入罪。

王宇另一辩护律师张凯认为，此案同时反映铁路企业权力过大的问题，固有的法例赋予铁路法院及检察院可管辖铁路范围内发生的案件，地方法院也不能过问，形成铁路企业可控制司法，并同时出现两种司法制度。

他?h：它本身是一个企业，任何在这企业发生的冲突，它就有权力起动他的司法程序，这是在现代的司法制度中不允许的。只一个企业怎么能当一个司法机构呢，而且把一个人限制自由，还有审问，这是非常可怕的。

张凯表示，很多律师此前都已向铁路局反映过铁路法院的问题，他将会就王宇一案，再向当局反映，建议取消铁路法院及检察院的职能。

大陆公安惯于公开疑犯隐私

大陆执法人员漠视被捕疑犯私隐权的行为常受到批评。近日除东莞市有妓女被押解游街丶武汉市警方公开嫖客资料及无锡市法院张贴四名受罚者的照片示众外，

广州市公安局又将三名“撑粤语”活动的拘捕者个人私隐公开。北京爱知行研究所就公安的行为发表声明谴责。维权人士和律师认为，这与公安乐于公开被捕人的资料以表政绩有关。（林静报道）

广州市公安局周一通报，指周日在广州越秀区举行的“保护粤语”非法集会中，拘捕了三名带头滋事者丶指他们堵塞交通丶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被警方处以行政拘留。

警方并且公布了三名被捕者的个人资料，包括姓别丶年龄丶籍贯以及三人过去的刑事纪录。

北京志愿团体爱知行研究所，就公安的行动发表了严正声明，指责有关部门侵犯被捕人士的隐私权利，并涉嫌将他们污名化。

个人私隐被公安侵犯早有前科，其中早前东莞公安将抓获涉嫌卖淫的妓女戴手铐赤脚游街的照片在媒体上公布；另外，湖北公安张贴嫖客个人资料的事件，及无锡市法院在法院橱窗张贴四名受罚者的照片示众等，都激起了社会对公安机关保护个人私隐意识薄弱的广泛讨论。

深圳维权人士肖青山认为，公安以至整个政府机关从来不重视民众的个人资料是私产的一部份。以他自己为例，手机一直被监听和公安经常向他的雇主透露他的维权行为，从而迫雇主开除他，就是最好的证明。他说:他们是侵犯我的私隐，我的电话都给监控了，他们更找我老板叫我老板不要用我。记者:就是说他们把你的事告诉老板吗?是的，他们要老板开除我，否则也会对他们不客气。

而广州维权律师唐荆陵就认为，公安往往公开违法人士身份，除了是对民众私隐保护意识薄弱外，不排除目的是要民众对公安作出的拘捕行为加深认同。他说:把这些名声不太好的人捉出来的话，他们就能给外界一种印象，这个活动是有一些甚么样的人参与，就是给外界一种不好的判断。

而湖北前市人大代表姚立法认为，事件涉及公安传统思想观念。他指，由于公安的权力是由共产党赋予并不是人民，因此公安在执法立场上是保护共产党，而非民众的个人利益。此外，公安惯以追求打击效果，公开被捕人身份正好证明自己的政绩，不惜侵犯被捕者的私隐。他说:当公安捉到最基层的人的时候，他们喜欢如何做就做，而且用侮辱人丶明显侵权的才觉得自己称职做得到位，明显看到公安们连基本的常识完全不够。

姚立法认为公安以公开被捕人身份以表政绩的做法经已根深蒂固，但相信经过传媒的报道和舆论压力，是唯一促使公安机关对保护个人私隐度提升的最有效方法。

韶关肉档罢市抗议政府垄断屠宰场

韶关市肉档店主不满地方屠宰场垄断生猪购销，主城区的三十多市场数百个肉档周三集体罢市。（维灵报道）

南方都市报引述当地的肉档主话，韶关市现有四家由政府规定的生猪屠宰场，以前每个屠宰场都有几家贸易行从事猪肉批发，养殖户和肉档主均可将检疫合格的生猪交屠宰场代宰，只需交纳每头46．5元的代宰费。但从今年四月起，四家屠宰场的贸易行签订了销售协议，成立生猪的购销部，从而达到垄断的目的。

这个购销部成立后，养殖户和肉档主送来代宰的生猪，每头代宰费从四十多元暴涨到一百多元，猪肉的批发价格也从每斤的六元多上涨至八元多元。利益受损的肉档档主周三集体采取停业行动，使到韶关主城区的大部分居民都吃不上猪肉。

韶关市当局周三晚召开新闻发布会，官方表示：经过政府与生猪屠宰场、贸易行以及个体猪肉档主面对面的协商，三方已经达成了共识，恢复生猪屠宰批发原有的模式，恢复生猪的市场供应。

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表示，垄断经营固然不是一个好的制度，但不垄断经营食品的安全又得不到保障。所以中国的情况实在是不好说。

《南方都市报》引述韶关养猪户邓怀清话，今年是近十几年来，养猪户最艰难的一年。生猪的价格必须达到每公斤十一元人民币才可以保本，但今年以来，全国各地的猪肉价格大幅下跌。广东地区最低的时候生猪每斤的价格跌破了五元，市场的精肉价格跌至每斤九元左右。这一情形一直持续到今年四月之后，随着国家连续出台相应措施，生猪价格才逐渐企稳。所以韶关市四家屠宰场联合成立生猪购销部、提高了代宰费后，让原本已经损本的生意更加雪上加霜。

肉档的档主表示，今年六月他们曾经到政府反映过情况，但是政府一直拖着没有解决问题，所以他们才会集体进行罢市。

民进党高雄市长选举或出现内斗

台湾民进党籍高雄县长杨秋兴决定退党，作为对初选时被党内对手打压的回应。他并且准备参选年底举行的新高雄市长选举。民进党主席蔡英文特地南下劝阻失败。民调显示民进党候选人陈菊，将因杨秋兴参选而流失四分之一选票。为避免刺激民进党支持者，国民党低调回应，并将这次分裂定调为民进党的家务事。（

锺广政台北报导）

台湾将重新划分县市版图，将台北县升格为新台北市，台南和高雄县市，同样升级为直辖市，并在年底举行五都选举。

根据传媒民调，国民党在台北市丶新台北市丶新台中市赢面较大，民进党在新台南市和新高雄市取得优势。

但是民进党籍高雄县长杨秋兴，因不满初选时被对手高雄市长陈菊打压抹黑，经过思考后，决定参选新高雄市长。

民进党主席蔡英文特地南下高雄劝退，经过40分钟密谈后，杨秋兴的答案系，登记参选时会同时办理退党手续。杨秋兴说：我也告诉主席，我也思考很久，不管怎样，大家的情份都在，情义都在。我也谢谢主席，请主席谅解我做的一些决定。跟主席也好，党也好，情份都还在。

蔡英文就一副无奈的表情说，会继续努力说服杨秋兴。蔡英文说：我们在最后这段时间继续的沟通，也很希望杨县长能够在最后阶段，能够做更周全更紧慎的考虑。我们也很珍惜在过去的一段时间的情谊。

被杨秋兴指不断打压他的对手陈菊，透过竞选总部发言人赵天麟表示，既然杨秋兴参加党内初选，就应该接受选举结果。赵天麟说：民主进步党的初选是很有历史的，我们的游戏规则都是透过民主的程序来建立，这次全民调的初选也是透过全体高雄市民来做决择，所以当然我们说，参与这个游戏规则，尊重这个游戏规则以及其结果，当然很有必要。

赵天麟并暗示，杨秋兴之所以会参选，有可能是国民党在幕后策画或者利益交换，目的是想分裂民进党。

国民党秘书长金溥聪立即回应说，杨秋兴参选，和国民党没有关系。金溥聪说：我们一定要靠自己，做好准备，等待翻盘的机会。不要自己内部的问题摆不平，就把责任转嫁“牵拖”（台语）到国民党身上来。

根据传媒民调，杨秋兴参选后，陈菊的支持度下降四分之一，国民党候选人黄昭顺下降三分之一。

中国时报民调显示，如果明天投票，陈菊将获得百分之43.75支持，杨秋兴百分之27.49，黄昭顺20.49殿后。

简讯（2010/08/05）

--------富士康大陆厂房再发生堕楼事件

台资富士康集团在华东地区某厂房一名22岁女工周三由高处堕下不治，成为富士康集团第14名从宿舍堕楼的员工。

富士康集团周四晚上发表声明，对事件表示遗憾和痛心，并将全力协助家属处理善后。声明指出，该名女工于周三凌晨3时左右堕楼，公司人员发现后立即报警，

并随即送往当地医院抢救，经全力医治无效死亡。

经公司查证，堕楼员工姓刘，江苏人，今年3月入职，主要从事简单的塑胶垫片包装工作。

富士康表示，希望各地政府丶机构及社会各个层面配合丶解决未来新生代员工所面临的个人感情丶生活丶心理等问题。

--------淄博幼儿园血案案犯自首

山东淄博的幼儿园3死7伤的砍杀案发生至今超过两日，除了官方新华社在周三英文版中对凶手身份作简短报道外，其余传媒一律噤声。

新华社英文报道指，疑犯现年26岁，音译方建堂（Fang Jiantang），是一名自雇人士，他向警方承认对事件负责，并交代作案工具是一把60厘米的长刀。目前还不清楚凶手作案的动机。

而美国《华盛顿邮报》的报道指凶徒原本是淄博一名律师，住在离案发现场90米范围内，目前正失业。疑凶最初在作案后逃离了现场，但随后主动向警方自首。

淄博市博山区教育局的官员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表示，北京的官员下令他们不要公布袭击的详细情况。而当地传媒《淄博日报》的员工则表示，该报接到命令不要在事发次日刊登消息。

--------两名钢铁企业高管因力拓案被判刑

一度被视为首钢未来领导人的谭以新，因向力拓员工泄漏商业秘密被判入狱3年半，罚款30万元。而同案的山东莱钢旗下国际贸易公司高层王洪九被判入狱4年，罚款40万元。

路透社周四引述一名法院官员表示，两人是近日在上海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闭门审讯后被判刑。

报道指谭以新和王洪九被认定是向澳大利亚力拓的华裔员工胡士泰等人提供商业秘密。胡士泰等4名力拓员工于今年3月因泄漏商业机密和受贿被判入狱7年至14年不等。力拓案的争议更上升至中澳两国外交层面。中国当局最初指控该4名力拓员工涉盗取国家机密，但后来撤销有关指控，改为泄漏商业机密和受贿罪。

--------深圳南区居民投诉电话发射站辐射伤害健康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近年不断增设无线电话发射站，发出的强力辐射对附近民居造成一定的影响。区内东方海雅居的居民投诉，发射站释放出的辐射影响居民的健康，导致有住户发烧及头晕。

《南方都市报》报道，近一个月来，该小区一对年老夫妇和外孙，先后出现发烧丶头晕和恶心等徵状，到医院诊治时，徵状又突然消失。户主孙先生对记者指出，

他一进入遥对着发射站的卧室时，就感觉头晕及头皮发麻。他指称在这个屋子住了六年，之前从未有过这种不适现象。

而他的邻居廖先生，最近也经常头晕。廖先生说，愈是行近阳台就愈感觉头重脚轻，起初他还以为是因装修遗下的残馀化学物质甲醇所致，但检测后证实屋内甲醇未有超标。后来他无意中走到阳台，发现对面楼顶上，不知何时变成了无线发射基站，竖立了大小共10根发射天线，由于他是在通讯设备公司工作，对通讯设备的功能有一定的了解。

报道引述廖先生说，这些发射天线距离其小区的空中直线只有10米左右，而按照国家相关标准，正常的安全辐射范围均在100米开外，而像现在这种近距离是非常危险的，居民将每天面对十几个基站的24小时不间断的强辐射，所受的伤害难以估量。

报道指出，该批发射天线是两家通信公司所设立，物业公司每年向通信公司收取租地费用。但深圳市无线电监测站对南方都市报指出，这些发射站是符合一级安全标准。

--------松下召回无锡公司生产的36万台冰箱

36万台在大陆生产的日本松下(Panasonic)电雪柜，因零部件可能存在安全隐患而需要全部召回维修。这是近年来大陆最大规模的一次家电回收。回收的雪柜全部由无锡松下冷机有限公司生产。京华时报引述业界人士指，由于中国家电回收条例不完善，家电产品安全隐患问题尚未得到规范，只有外资品牌会主动回收，

国产厂商却鲜有理会。

松下电器的声明指，回收的雪柜由于控制冷媒的零部件采用了红磷阻燃剂，在高温高湿环境下，可能造成冷媒控制阀线圈断线，出现「冷藏室不冷」或者「冷藏室过冷」的不正常现象。其中个别型号电雪柜在故障状态下若长期使用，少数产品会产生冷媒控制阀冷媒泄漏，极端情况下会导致冒烟丶起火，存在安全隐患。

此外，要回收的部分型号电雪柜，在电源接驳方面也存在安全隐患，目前在中国共发生了13起安全事件。

此次召回的电雪柜共29个型号，其中不少是畅销款型。

--------广东外海渔船相撞5人失踪

广东省外海有两艘渔船相撞，船上 5名船员跌落水失踪。事发在陆丰市甲子港以南约15海?珊Ｃ妫?其中一艘渔船上有7人，除船长及一名船员获救外，其馀5名船员失踪，而另一艘船随即逃离现场。广东海事部门派出搜救飞机到现场水域搜索。

刘云会客室：“六四”屠城后脱险的前港记蔡淑芳 (上)

香港近年间出现不少社会运动主要由八十或九十后的年青人领军，但是，在这群年青力壮的人群中，不难发现一名满脑灰黑短发的中年女子参与其中，在讨论影响香港政治前途的数天里，她更冲破警方架在立法会外的重重铁马，爬进内在地上写字；八月一日，她再出现在游行队伍里，并向传媒陈述「撑粤语」的看法。

她是谁？她就是做了两年记者便刚好遇上一九八九年「六四」屠城的前香港记者蔡淑芳，她为何沉默多年后，突然在这一丶两年间不时独个儿跑到最前线表达不满？在骤眼看来跟香港不甚了了的撑广东话游行事件中，她又为何突然成为参与声援的香港游行的发起人之一？就让她自己向各位听众陈述。

问：八月一日，香港有一项「保护粤语大行动」的游行，你是网上发起人之一，亲中报纸期后有文章形容你与其他二人是「浑水摸鱼」丶「造谣惑众」，你怎样回应？

答：我其实很单纯的看到一群年青人于七月廿五日在广州散步。我们在网络中经常会见到「见义勇为，拔刀相助」的模式，如我们在大浪西湾，我们好多人都是很自发地站出来。我见到他们被禁止站出来后，仍然有那么多人勇敢地上街，我感到很兴奋，因为我是经历过「六四」的人。我感觉到他们有声音要表达，可是，没有这渠道。所以，当他们呼吁香港能否声援时，于翌日在网上更提出这建议，兼且定明香港及广州的集合时间及地点，我就是在网上看到这些讯息呼吁后作出响应。因此，我不是搞手，亦不是造谣，我是响应这活动兼且觉得这活动有意义。

因为对一个地区来说，当他们觉得有不公义或有声音要表达却不能时，我自己觉得，我已经做沈默者很久了，被压抑太久，当有声音要表达时，我会以合法的途径表达。

问：你参与游行最大的原因是否因为忧虑再没有多元文化？

答：是的。我自「六四」后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觉就是一个强权兼暴力的政权，压止人民对民主的诉求。这廿一年间，没有任何改善，平反六四的声音迄今仍没半点寸进。我们感觉镇压从未停止过。人民长期受到压迫，解放军的军管由「六四」到现在并没停止，换句话说，人民欲发声或要求政府正视问题都是受打压多于有对话或申诉的渠道，这些全部都没有。

面对今天的情况，是变本加厉。你目睹奥运时，收地拆迁，破坏了北京市的面貌及影响一般市民的生活状况，如倪玉兰她因拒?~拆迁而被打，终于脚也被打断，可是，她的声音迄今仍无法申诉。

我觉得这次广州的情况也是一样，当亚运要发展时，它便要令这城市有大变化。你留意八0或九0后的年青人，他们觉得为何我们的城市也保育不了，直至突然间有一间电视台说要因应亚运的须要变化，把一个粤语台变成普通话台。即使现在这建议没有发生，但是，它是有这企图及提案，这提案若没有市民出声，它是很容易通过的。

再者，语言是一个思想及文化的载体，所以，年青人会感到不独没有了土地丶屋村或家乡的集体记忆，连自己欲行使语言表达的权利都有机会被剥夺或能够在大气电波把粤语传承下来都可能受到侵犯，不能够保留时，他们的危机感会很强。

我承认我不是在广州故不能感受到他们的贴身遭遇，可是，反观香港在这半年间便有不少很明显的事守不了。因此，出现身同感受的反应，因为香港也有长期被打压的状况有天星皇后丶喜帖街丶反高铁丶菜园村及政改方案，我们提接二连三失去我们拥有的东西。在失去的过程中，我们同样是经历好暴力的清拆或清场。

问：在中共政权下最害怕「串联」，这次事件中，网上的讯息兼你自己在传媒中讲，是次「串联」的活动是开始，是实验性的，往后会陆续出现，会否担心往后的行动会有受阻？

答：我们这次只是试验而已。这次「七．二五」出现的触发点，我觉得是他们纪念公园里袁崇焕「顶硬上」口号的牌匾被清拆后，欲制作T?S作为礼物，送给成功猜中谜语的人不成而有。其实，八0或九0后，他们是很喜欢玩游戏，可是，他们却被阻止集结，当知道谁人提出这建议时便被要求问话致使他们要停止活动，因此，「七．二五」的活动是纯粹自发的。

香港响应这活动时，我觉得我们也有责任就是当我们行使这权利时，要认识相关法律，因此，我搞的时候便很清楚地要求要按相关的合法程序。他们根本没有合法的途径申请，如北京奥运时，政府说可以申请，但是，当申请后却不获批准。但是，广州是否有渠道可以申请呢？我觉得广州的朋友可以不妨去了解。

我们在香港尝试法行事，我正在做这事，我们能这样做便能确保在《公安法》下行使的权利，其实，根据国际人权公约或相关的国际条约，这些都是不应该被压制的权利不应压制。

问：五月三十日游行到中联办后，警务处长到七月突然发信警告你，指有关起步点事前未经批准，提醒你要遵守法律，你对这突然出现的这封警告信，有否感到错愕？

答：我其实不是活跃的社运人士。我只不过目睹中国境内在过去半年间发生了不少问题。我真正第一次站出来是为谭作人事件，那次是二月九日，而这次行动我是受到反高铁影响，因反高铁事件中有不少年青人好认真苦行及断食，我当时也有参与断食。二月九日，我就进行了苦行及断食，围绕了中联办一周，由于那次人数不多，所以，我没有申请。

但是，那次后，由于西区警署的人认识我了，自此他们有了我的联络，故每当我发起一些活动或申请行动时，就有警民合作，其实，之后我分别在四丶五月也有就两次活动申请，分别是为了灾难宝宝及汶川地震。迄至「六四」前，我们尝试完成支联会由维园到政府总部，我知道游行后有一群人好希望到中联办申请游行集会，我于是以个人名义申请这条路线，其实，我同警方谈论这条路线时，他们给我很多限制，最后，警方给我数项限制包括要我在上环集合，到中联办时有人流的限制，我当时没有为意这些限制对我造成影响，因为我心想申请到便算了罢。

到六月三十日，警方给了我数次的警告，我其实在事件中觉得自己没有经验，我不知道会有多少人跟我行好可能不足五十人，所以，是不须要申请游行集会的，结果，警方说有九十多人，因而指这条路线没有申请，我就觉得好似被设下陷阱，俨如我正式申请了你就在人数上向我作出警告，我自己觉得不舒服。

我是想跟他合作，不是想搞事，到中联办后，他就说不许那么多人进去，之后阻挠了我们良久，又限制进入的人数，终于有些人等得不奈烦，自行绕道从另一方到中联办，因而出现数条队前赴中联办，正因如此，我在是次「保护粤语大行动」不欲去中联办，我有犹疑，我在中联办不可能完成任何集会游行。

问：有香港传媒曾跟你做过访问这样形容你「蔡淑芳有时会和80后丶90后一起行动，更多时候，却是一个人的抗争。」你点解选择一个人抗争？

答：是「六四」创伤造成的。当时香港传媒在中国境内采访时，没有想过他真的会用真枪实弹扫射及伤害群众。由于风险的问题，所以，我不想其他跟我一起的人受到牵连，等于民主，当大家共同决定时，大家就一起共同承担问题，但是，当问题涉及生死或政治风险时，我只能承担个人的风险。我不想牵连其他人，倘要拉或锁，我一个人可以承担，倘我嚷着别人一起做，但是，当别人被捕而我没有，我便过意不去。

问：但是，过去也听闻你曾要求别人合作支持，换句话说，行动的时候，你自己一个进行，但是，不太有政治风险的，你就会呼吁别人参与？

答；会，因为这是公民意识醒觉的过程，即有事件意识到我们在社会上要关注及发声时，便须要更多人知道。恰如是次的年青人，我识他们都是因为十月廿七日共同声援刘晓波，共同承担责任，故一起到罗湖桥。那次，我见到这群年青人的勇气，我因为目睹他们够胆站出来，我自己亦签了共同承担责任的号召，我自己对刘晓波事件亦抱不平及难过，我见到年青人做到的事，我为何仍要退缩呢？

因此，我那天在facebook目睹这呼吁时，我挣扎了一个小时，我怕他们出事，因为我们这些有经历的人，知道这不简单，中共的打压好严厉，所以，我跟了他们去。当我跟他们去后，发现他们真的很年青，只有十六丶十八岁。

问：在众多运动中，跟你这年龄层的人士，你是否觉得他们真的不太愿意站出来呢？

答：算是罢。我觉得自己也是沈默了廿年，虽然，我在不同岗位上做了点事，但是，我不愿意站出来，不欲成为传媒聚焦的人，正因如此不能令自己的声音发出。

问：为何害怕成为传媒下的焦点？

答：因为我个人的性格及「六四」下受到重伤所致。

常言道：「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究竟，蔡淑芳「六四」脱险后，遇上的是福或是祸，或是否「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下周同样时间，约定你继续同蔡淑芳分享「六四」对其造成的影响。

疫苗受害者：小梓欣变成了植物人

荆门董永的女儿因接种问题疫苗而变成植物人，债台高筑下他只能靠打散工勉强维持生计。他与太太专心照顾女儿外，同时也等待有关部门的一个交代。(文宇晴报道)

现年32岁的湖北省荆门市居民董永，多年前到东莞市打工认识了太太，之后一起回家乡结婚，并在去年诞下女儿梓欣，全家都把她视为掌上明珠。不过在梓欣7个月大的时候，因为接种了有问题的A群流脑疫苗后，一家人的幸福从此改写。

董永忆述，他在女儿4个月大时候到深圳打工，正当日子在平淡中慢慢向好的时候，在湖北的父母给他打电话，表示梓欣在接种了疫苗后半小时便不停流口水，之后更一直高烧不退。董永急忙坐车回家乡，家人对他说，卫生站的医生表示接种疫苗后会有两丶三天发烧，可是一整个星期下来高烧都不退，并发生抽搐，吐白沫的现象，甚至要进入深切治疗病房，连市里的医生也束手无策，最令董永生气的是，他抱着女儿到省医院求诊时，却被院方拒之门外。

董永说：每天都是39点多度，整冰袋丶用退烧药丶打退烧针都没有用，最后医生对我说是植物人了。转到我们省里的大医院去，但我把情况说给医生听完之后，他们不收，说没有床位。半个路程都要4个多小时，往返已经是7丶8个小时。医院不收没办法，小孩要吃东西，配点药，用那个鼻管直接从鼻子里打牛奶进去。

董永说，看着女儿小小年纪就在头上丶身上插满了针管，心里真是如刀割，加上每天3000多元的医药费也令他们这个普通农村家庭喘不过气来，最后在花尽积蓄之下不得不抱着女儿回家。虽然梓欣最后能从鬼门关里走出来，却不能如同龄的小孩一样。

董永说：像还没满月的小孩一样，颈是很硬，就是头往这边偏，然后再往那边偏，也没有说话能力，她都控制不了，还怎么说话？

一场突来的灾难无情地让董永祖孙三代陷入了绝境。为了一个说法，董永在今年初抱着昏迷中的梓欣走进了荆门卫生局，希望为女儿做鉴定，当时局长也表示政府会负责鉴定，如果是接种疫苗引起的，就一定给他一个公道。但春节过去后，都没有政府的人员来作交代。于是，董永每天都到卫生局去追问何时会有鉴定，何时能有公道并提出转院治疗。终于，武汉市来了四位专家，但经过他们的汇诊后，表示梓欣的大脑完全坏死，九成可能已经是植物人。

董永说：省里医学会出了结果，有了鉴定书。结论是说他不排除是接种疫苗的异常反应。他说在我们湖北省里一直都没有标准，等到有标准时候再给你说法。他是这样说的。

记者问：有没有继续追究下去？

董永说：追究谁呢？你说我们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可以追究谁呢？我根本就是对生活失去了希望。但是我们的爸妈要求我们多生一个，但我还在考虑当中。我为了小孩已经花了10多万，债台高筑了。在医院里的时候医生都劝了我好多次，叫我放弃。她既然来到我的身边，我就有这个义务和责任，不管她怎么样，我一定要把她的命保住。

记者问：那下一步打算怎么做？

董永回答：我就一直在等，现在家里情况这么困难，看他们怎么给我们处理，若他不处理，等到两会的时候我去北京。连我们市里丶省里的领导从来都没有关心过，出了这个问题都没有看过。本来我的小孩很好的，活泼和多么可爱的小孩，无情的医方把我们本来很幸福的家庭弄成这样子。

董永表示，他曾把女儿的事情在网上作出呼吁，希望能有专家为女儿再作一次检查。也敦促荆门卫生局，尽早作医疗鉴定，以明确责任，给他们一个交代。

寒山评论：西方没落了吗？

大国的崛起和没落是近年来中国朝野很多人关心的话题。在一些政治和文化精英的下意识中，这也就意味着西方的没落和中国的崛起。正因为如此，正在崛起的中国不但要从曾经称霸的大国那里学习经验，更要从已经没落或者至少走下坡路的大国那里吸取教训，这已经成为传媒和大众文化市场有关“强国”和“大国”讨论中一个常见的主题。

在这样的背景下，施本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一书中文全译本最近问世了。施本格勒是德国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有感于西方文明世界的分崩离析和血腥仇杀，花了数年时间写了这本文化和历史巨着，从1918年到1922年分上下两册出版。

这本书出版后，由于它迎合了战后西方世界弥漫的文化悲观主义和对西方文明的深刻反思，立刻引起了轰动，被翻译成多语言。“西方的没落”一时成为最流行的词汇。这本书在非西方世界也受到重视，很多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对西方文明失望，重兴本民族文明价值的思想家和学者从中吸取了养分。中国30和40年代的文化界有过一个“战国策”派，就是以施本格勒的观点为基础的。

那么，施本格勒所谓“西方的没落”是什么意思呢？简单来说，他认为文明就像生物体，有它的生命周期。一个文明到了最后，就会经过一个战国时期。在这个时期文明失去了文化创造力，出现了分崩离析和相互混战。文明的生命力结束后，或者被新兴的文明取代，或者进入一个永恒的停滞。在他看来，中国文明高峰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结束了，从那以后不过是文化僵尸而已。

施本格勒认为，西方文明正按照这个规律在走入末路，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症状。不过他又认为，文明的没落不一定意味着无所作为的悲观主义。相反，他认为战国时期的到来为一些生命力仍然顽强的民族提供了机会，让他们复兴甚至成为霸主。

在他看来，民主制度，个人自由和市场经济是文明异化的表现，也是西方国家没落的根源，而相对来说，这些东西在当时的德国影响要小得多。从这个意义上看，德意志民族的生命力仍然旺盛，有希望在整个西方文明衰落的背景下崛起，取代英美法成为战国时期的新霸主。

这样，从谈论西方的没落到展示德国的特色，施本格勒从历史和文化研究的角度为战败后民心沮丧的德国指出了一条民族复兴之路，这就是是卧薪尝胆，富国强兵，坚信本民族的优越性和历史使命，将来当文明的霸主。在这个意义上，施本格勒的理论为战后德国极端民族主义的兴起准备了土壤，虽然他本人有强烈的贵族政治色彩，看不起依靠群众运动起家的纳粹党。

《西方的没落》第一卷的中文译本早在文革前就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当时是供内部批判用的。最近的两卷本全译版可以看作是那个工作的继承，但愿今天的中国读者能真正用“批判”的眼光来看待它，从历史和现实的比较中自然会得出西方有没有没落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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