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 Sep
2021
24 Sep
'21
3:27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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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9月24日
1.孟晚舟认罪获自由 两名加拿大公民前途未卜
美国司法部周五（24日）与华为「太子女」孟晚舟，达成一项「延期起诉协议」（Deferred-Prosecution
Agreement，DPA），意味孟晚舟最快美东时间周五将获得自由，可以返回中国。
美国多家传媒报道，这项「延期起诉协议」，在孟晚舟以视讯形式出席纽约一个法庭的聆讯中达成。据指，美国助理检察官大卫·凯斯勒向法庭表示，检方以孟晚舟根据协议承认部分不法行为作为交换条件，对她采取延缓起诉。凯斯勒表示，协议将于明年
12 月结束，只要孟晚舟不违法，届时就会撤销对她的电汇和银行诈欺指控。
《纽约时报》分析，孟晚舟获得自由，显示拜登政府释出与前朝特朗普政府不一样的态度，也对加拿大总理杜鲁多（Justin Trudeau）产生助力。
加拿大《环球邮报》指，孟晚舟与美国司法部的协议，并没有包括被囚中国大陆的两名加拿大公民：斯帕弗（Michael Spavor）及康明凯（Michael
Kovrig）同样可以获得自由。至于孟晚舟在加拿大的软禁限制相信同时获得解除，相信她最快在周五当日，就会返回中国。
不过，所有相关报道中都未提到孟晚舟承认了哪些不法行为。周二（21日），获美国总统拜登提名为商务部主管出口政策次长的艾斯特维兹（Alan
Estevez）表示，将继续华为视为美国国家安全威胁。
孟晚舟是在2018年12月1日，在加拿大温哥华转机时被捕。她被指控涉嫌欺诈误导滙丰银行，在2013年向滙丰简报时，隐瞒华为与子公司Skycom的关系，有电汇与银行欺诈之嫌，并违反了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令。
记者/责编：何景文
2.【区议员宣誓】九龙五分区为第二批宣誓 多名区议员属DQ高危
在香港，继港岛区区议员于月初宣誓后，第二批宣誓的九龙五个分区区议员，周五（24日）早上到北角社区会堂宣誓。外界关注，这次宣誓的多名区议员有被取消资格的高危因素，例如有人涉及民主派「初选案」，有人曾借出办事处作「初选」票站等。至周五傍晚，有10名区议员被要求提供额外资料，以决定宣誓是否有效。另外，民主党将于周日（26日）开会决定是否参选年底的立法会选举，该党的区议员宣誓能否过关亦备受关注。
宣誓周五闭门进行，由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监誓，宣誓者要逐一向国旗及区旗宣誓。这次宣誓涉及九龙五个分区共56人，其中27人为民主派人士，包括因「初选案」被控「颠覆国家政权」的大律师刘伟聪、因「初选案」被捕但未被起诉的民主党涂谨申、被指在「12港人案」中「协助罪犯」的律师黄国桐等。
「初选案」被告之一的深水埗区议员刘伟聪，被问到会否担心被取消资格时指，「我每日都会担心好多事情」，又称宣誓属职责一部分，有需要履行。
刘伟聪说：很顺利。
记者：有没有信心？
刘伟聪：我真诚宣誓，希望我的真诚能感动所有人。
记者：你是初选案的被告，多数都会DQ，为何还来宣誓？
刘伟聪：这是我的公职的一部分，我需要履行这一部分。
曾借出办事处作初选票站的九龙城区议员郭天立表示，自己不评估过关机会，强调自己是绝对真诚地宣誓， 如果收到查询或质疑，他将会据理力争，不论最后结果如何，都会感谢支持他的选民。
在「初选案」中获准保释的涂谨申和因「12港人案」被捕的黄国桐在离开时则未有回应。
民建联主席李慧琼形容，宣誓过程顺利，相信经过《港区国安法》及相关法例落实后，议员会明白宣誓庄严，而非政治表达的平台。
至于深水埗区议员李文浩在宣誓前一日已表明拒绝出席。他周五（24日）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政府要求区议员宣誓，变相是推翻2019年区议会选举结果，形容政府是「输打赢要」。
李文浩说：如果她（政府）今天可以逼我宣誓，后日就可以逼我入党，这个压迫是无休止。我在这个时刻决定不和她玩，而最重要的是，我想在历史留下记录，证明她输打赢要，不服从2019年的选举结果。在那次选举后，可以看到她疯狂修改法例、疯狂增加新规则，是在（2019年）选举时没有的规则，目的就是想不承认2019年的选举结果。
上一次港岛区区议员宣誓，有7名区议员宣誓无效，包括湾仔区区议会主席杨雪盈、议员梁柏坚；南区区议员彭卓棋；东区区议员兼民主党中委的苏逸恒、韦少力、陈荣泰及黎梓欣。翻查资料，7人均以不同角色参与「民主派初选」，例如杨雪盈和彭卓棋为「初选案」被告；苏逸恒亦有参选，当时排在民主党许智峯名单的第二位；陈荣泰、韦少力、黎梓欣则借出议员办事处作「初选」票站，至于梁柏坚曾于办事处外的地方设票站。
另外，民主党将于周日（26日）开会决定是否参选立法会选举，该党的区议员宣誓能否过关亦备受关注。被指是民主党内「主留派」的副主席梁翊婷，离开时未有回应记者提问。民主党元老李华明日前表示，民主党不参选就应该解散。出席宣誓的民主党中委袁海文认为，参选与否并非最重要，最重要的是坚守的底线，以及原则是甚么，认为有责任为在囚民主派发声。另一民主党成员郭天立则説，不会被李华明立场影响。
郭天立说：我觉得不会影响到民主党的看法，我想他应该安心养老，回去卖他的喜得佳啦。他说他不参选，他就推一些芝士肠、牛丸出来参选。他有他的言论自由，我尊重他的言论自由，我想我不会给他影响到。每一个民主党员都有权表达自己的意见，好期待会员大会上能和他有个健康讨论。
目前九龙区共有56名区议员，包括油尖旺区11人、深水埗区10人、九龙城区15人、黄大仙区3人、观塘区17人。负责监誓的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在仪式后未有发言，按照上一次港岛区区议员的宣誓程序，政府将稍后发信要求宣誓有疑问的区议员补充，并宣布有哪些区议员宣誓有效。
记者：郑日尧 责编：罗燕云 网编：刘定坚
3.【国安时代】3港大生终获保释 惟近月多个年轻人被指违国安法「未审先坐」
《港区国安法》实施至今1年多，在立法之初，港府官员多次强调《国安法》只针对「一小撮人」，惟目前已有超过150人因涉该法被捕，7月至今更有20名年轻人被控违反《国安法》，包括涉及悼念7.1刺警案疑犯的4名港大学生，其中3人周五（24日）在高等法院终获批准保释，但更多被告不获保释，一旦被起诉需即时还押候审，「未审先坐」已成常态。有市民认为《国安法》的界线模糊，只要为社会事件发声，都容易遭政治检控。
「中央的决心有三方面，第一是很有决心，见到一年的乱局是时候要停止，有决心恢复香港的稳定，第二方面的决心，当然是要保护香港绝大多数奉公守法的市民，不受一小撮人的行为危害。」—香港特首林郑月娥。
《国安法》立法之初，香港官员强调只针对「一小撮人」。但根据警方数字，截至本周二（21日），共拘捕153人涉嫌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年龄介乎15至79岁。
警方国安处8月拘捕4名香港大学学生会成员，指他们参与早前港大评议会通过「感激」七一刺警案疑凶梁健辉议案，涉违《国安法》「宣扬恐怖主义」罪。4名被告依次为张敬生（19岁）、郭永皓（20岁）、杜林丞亨（18岁）及容颂禧（19岁），容颂禧早前获批保释，另外3人周五（24日）向高等法院申请保释，终获法官杜丽冰批准。
特意前往法庭声援的港大学生Julian认为，如今已不是政府当初所强调的影响一小撮人。她指，触犯《国安法》的界线模糊，只要为社会事情发声，都容易被曲解。
Julian说：当时他们说影响是一小撮人，我不知道这件事会否沦为一个工具，因为他说香港仍然享有言论自由，在所有制度底下，言论自由都不是绝对，只不过这个绝对的程度有多大，如果我说出的异见是为了社会进步，为了社会好的时候，忠言总会逆耳的时候，我是否触犯《国安法》呢？
另一前来声援的林同学指，被捕的学生原意都是想服务同学，他们的前途理应一片光明，惟现时因被控违反《国安法》前途未卜，他感到可惜，他担心《国安法》可能现在只是影响一小撮人，但将来可能影响更加多的人。
包括4名港大学生的案件，7月至今被指违反《国安法》被捕及起诉的年轻人，有至少20人，他们往往被捕第二天即上庭，大多不获保释需即时还押侯审，「未审先坐」已成《国安法》被捕者的常态。
例如在今个月，警方国安处亦拘捕时任贤学思政4名成员：王逸战（20岁）、黄沅琳（19岁）、陈枳森（20岁）、朱慧盈（18岁），指控他们透过街站和平台，呼吁市民勿用「安心出行」、建议市民习武、向在囚人士提供物资等，涉煽动仇恨政府、不服从法律，被控「串谋煽动他人实施颠覆国家政权」罪，4人不准保释，即时还押至11月再讯。
另外，香港言语治疗师总工会5名成员，7月被警方国安处指发布煽动刊物「羊村」系列儿童绘本，被控「串谋刊印、发布、分发、展示或复制煽动刊物」罪。被告包括黎雯龄（25
岁）、杨逸意（27 岁）、伍巧怡（28 岁）、陈源森（25 岁）、方梓皓（26 岁）。目前5人还押没有保释，案件押后至10月再讯。
今年7月初，国安处搜查尖沙咀一间宾馆，发现制造土制炸弹的材料，并拘捕多名怀疑激进组织「光城者」成员，其中7名被告年龄为15至24岁，被指控「串谋策划恐怖活动」罪，他们亦没有保释，还押至12月再讯。
《港区国安法》 4 项罪行：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恐怖活动、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全部罪名都已有人被正式落案起诉，罪成面临最高终身监禁。
记者：刘少风 责编：罗燕云 网编：刘定坚
4.【中美关系】秦刚：「中美关系再也回不去」 外交部发布「美国干预香港事务清单」
大陆驻美国大使馆发表大使秦刚讲话，表示过去几年，中美关系经历了很大变化。秦刚说，两国关系再也回不到过去。他说，当前全球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塑造著中美两国和世界，呼吁双方必须面对现实、面向未来，打破思维定势。
在北京，外交部周五（24日）发布全文逾8千字的「美国干预香港事务、支援反中乱港势力事实清单」，指美国由2019年至今插手香港内部事务。有学者指出，与以往中方举动不同，这份清单详细且具体地罗列美国与香港的接触，认为这份清单为中国制裁美方官员及组织提供理据之馀，亦将成港府起诉民主派人士举证参考。
中国外交部这份清单，罗列了 「美国干预香港事务、支援反中乱港势力」的例证，包括美方政界由2019年至今在涉港问题上的言行，共102项，全文长达8400多字。
到周五下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就在例行记者会上作出回应。
赵立坚说：美方通过打「香港牌」，破坏香港繁荣稳定，遏制中国发展的图谋不可能得逞。美方不得以任何方式支持纵容反中乱港势力，否则必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最终亦将严重损害美国自身在港利益，中方将对美方干预香港事务的行径，继续作出坚定有力回应。
港澳办发言人表示，该清单是对美国一再污蔑抹黑中国政府对香港管治，以及悍然对中国政府官员进行所谓制裁的有力回击，对此表示坚决支持。外交部驻港公署则说，清单是对美方早前发布「香港商业警告」、制裁中央驻港机构官员等霸凌行径的有力回击。至于香港政府表示，全力支持外交部发出清单，指「外交部现今清楚揭穿美国的恶行，铁证如山」，香港市民可以掌握事实并清楚了解香港在过去多年一直受到外部势力干预，不要让美国的图谋得逞。
值得留意的是，外交部这份清单并没有在各大官媒占了显著位置，亦没有更高层中国官员回应。
香港政治学者郑宇硕周五接受本台访问时指出，与以往中方举动不同，这份清单详细且具体地罗列美国与香港的接触，特别是美国政界人物、机构与香港支持民主运动人士的互动。他认为，这份清单将有助为中方提供制裁美国的理据。
郑宇硕说：这份清单一方面是对美国的指控，批评美国所谓支持民主，其实是干预其他国家的内政、干预中国的内政。如果中国对美国企业、美国政界人物，采取一些制裁的措施，当然这份清单也会（为中国）提供充分的理据。
他又说，这份清单得以配合港府、警方国安处的执法行动。从目前涉《国安法》案件可见，有关人士如在《国安法》实施后仍继续犯案，其过往涉嫌犯罪的证据，有机会成为法庭上的举证参考。他相信，当香港政府控告相关民主派人士勾结外国势力的时候，这份清单或成为起诉证据。
郑宇硕说：从这份清单来看，当然北京是支持特区政府，表示现在是起诉、拘押很多的公民社会的人物、很多政界民主运动的人士都是有根据的，都是因为他们和外国势力有勾结。而这些清单将来在起诉这些有关的组织和人士方面也会成为证据。
郑宇硕又说，港府近月打击多个香港公民组织，引起国际关注，这些案件亦会陆续上庭。从中美宣传战角度而言，他认为清单对应对国际舆论压力起了一定作用。
中国外交部发布的「美国干预香港事务、支援反中乱港势力事实清单」分为五大类，第一类共4项，指美国制订涉港法案，抹黑中方对港政策，插手香港内部事务，大肆干涉中国内政。第二类有14项，指美国实施制裁，妄图阻挠香港国安法和中国全国人大有关决定在香港顺利实施。第三类最多，共48项，批评美国污蔑诋毁特区事务，妄议香港警方执法行动，破坏香港繁荣稳定。第四类共有25项，称美国包庇支持反中乱港分子，为其兜售「港独」主张、散播政治谎言提供平台。第五类有11项，形容美国实施「多边串联施压」，纠集盟友联手干涉香港事务，通过发表联合声明等方式对香港事务说三道四、指手画脚。
清单点名批评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以及多名美国联邦众议员和参议员，包括批评特朗普签署「香港自治法案」、共和党联邦参议员萨斯提出「香港民主国会金质奖章法案」，建议向黎智英、罗伟光、张剑虹、周达权、陈沛敏、张志伟、杨清奇等香港《苹果日报》高管及该报所有工作人员颁发美国会金质奖章等。另外，清单亦点名多名香港民主派人士，包括被中方指「反中乱港分子」的黎智英，于2019年7月赴美会见时任美国副总统彭斯等人；并点名「港独组织」前香港众志前秘书长黄之锋、罗冠聪等人于2019年8月与美国驻港总领事馆官员会面；清单亦有点名李柱铭、李卓人、吴霭仪、陈方安生等人。
记者：郑日尧 责编：罗燕云/何景文 网编：刘定坚
5.【恒大危机】美元债券持有人尚未收到利息 汽车业务员工传欠薪
陷入财困的中国恒大集团的违约风险仍未解除，该集团本应在周四的最后期限前支付8,350万美元债券利息，但期限已过，而恒大方面没有任何表示，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债券持有人取得利息。与此同时，恒大电动汽车业务的员工又传出欠薪的消息。
亦有外媒关注到，恒大的核数师在恒大危机爆发前，并没有作出任何预警。
路透社报道，根据相关集资文件，这批债券付息有30天的宽限期。债券持有人开始认为可能要等一个月左右，事情才会明朗化；市场已假定他们将准备迎来大幅减值。
路透社引述新加坡信安环球投资亚洲固定收益主管阮豪忠（Howe Chung
Wan）说：「这个时间点的沉默令人害怕，在这个阶段没有人愿意承担巨大的风险。」「像恒大这样的规模还没有先例⋯⋯我们必须在未来10天左右的时间里，在中国进入假期之前，看看情况会如何发展。」
报道又引述骏利亨德森投资的投资组合经理和首席新兴市场分析师詹姆斯（Jennifer
James）指出：「目前的市场定价估计，恒大美元债券的投资者可能只拿得回极少部分的投资。」「最可能的结果是，该公司将与债权人接洽，设法达成一个重组协议。她认为，如果这样的协议处置失当，「失去信心可能会产生传染效应」。
另外，《彭博》引述知情人士透露，恒大汽车陷入现金流困境，意味著该公司可能无法实现明年进入量产、交车的目标。据报道，恒大汽车在上海和广州工厂的电动车试产已经取消。
知情人士也提到，恒大汽车大多数员工是在每个月月初和20日分2次发薪，但部分中层管理人员仍未收到第2笔的薪水。与此同时恒大汽车也出现拖欠工厂机械设备款项的问题，多家设备商自7月就开始从上海和广州厂撤离驻厂人员。
知情人士表示，设备供应商的驻厂人员主要协助调整生产设备，并及时解决任何突发问题，随著相关人员撤离，恒大汽车只能被迫仰赖自己的员工，但由于恒大车厂人员对于设备不熟悉，导致每天只能试产少量的汽车。
此外，《华尔街日报》则关注到，恒大的核数师、香港的普华永道在该公司2020年的财务报表上签字时，并没有包括所谓的「持续经营预警」。审计师的这类预警表明其对公司至少在12个月内维持经营的能力有怀疑。
普华永道发言人拒绝发表评论。恒大没有回应评论请求。
恒大股价周五回吐周四涨幅，下跌11%，恒大汽车跌18%至四年低点。其债券在周五小幅下跌，其即将需支付利息的海外债券最新交易价格约为票面价值的30%。
恒大集团负债3,050亿美元，现金短缺，投资者担心该公司垮台可能对中国的金融系统构成系统性风险，并造成全球馀波荡漾。
中国央行周五再次向银行体系挹注现金，被视为支持市场的一个讯号。但当局对恒大的困境一直保持沉默，中国官媒也没有提供关于纾困方案的任何线索。
记者/责编：方德豪 网编：林咏华
6.【全面监控】政法委要求进一步提升监控覆盖率 物业管理纳入中共监控体系
中国当局对人民的监控严密，但中共政法委仍未满足。中央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最近提到，当前中国国内外安全环境趋于复杂，有必要优化「网格化」基层管理机制，提高影像监控覆盖率。有评论认为，当局最担心的是基层社会不稳，所以要千方百计在基层萌芽状态就平定局面。
据「中央政法委长安剑」微信公众号指，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于上周五到周日（17至19日）在深圳调研「基层社会治理工作」并召开座谈会。他提出政府部门应推广「红色物业管理」，引入党员大学生参与，让社区干部兼任物管党组织负责人，让物管队伍成为社区党的工作队。
虽然中国智能监控已可谓是布下天罗地网，但陈一新仍认为一些地方的智能安防设施还存在「盲区」，要求推进「雪亮工程」照亮盲点，重点把好出入口、公共区域等关口，提升视频监控覆盖率，运用大数据监测预警风险隐患。
熟悉中国议题的香港时事评论员林和立对本台说，最近国内经济转差导致失业严重，引发社会不稳，中国当局希望这种像毛泽东年代的街道委员会，可以解决当地社会问题。
林和立说：举例说，例如广东东莞有好多工厂关闭、没有新的订单。假使某一个社会治安据点，即这些地区性保安的点，例如听到有人说想组织示威，就有责任通知派出所。当局希望将这类社会纠纷在萌芽状态及在当地解决，不要让他上到当地市政府，（最好）在当地街道就解决。
现时中国监控率及范围已经相当广泛，为何还要安排人手做这种「网格员」？林和立指出，机械始终不能完全代替人类，中国是要多层次监控。
江苏宜兴时事评论人士张建平对本台说，现在当局是又回到政治审查。但他认为唯有司法独立、人人平等等普世价值，社会才会稳定，否则只能透过这些手法维持所谓的稳定。
张建平说：否则就只能通过这种像举报、监控、揭发这类手段，来维持所谓的社会稳定。
北京异议人士季风接受本台访问时说，在中国，人民早就「裸奔」了，特别在北上广深，疫情期间更做到「360度监控无死角」，现在只是扩大范围免得有漏网之鱼。
季风说：走出自己的家门就没有秘密，这旁边就是一个摄像头。我甚么时候出去、甚么时候进来，只要走出自己的院子，基本上都知道。他是利用现有的设备就能监控你，无非就是搜索你的数据，包括刷脸，很多事情都要刷脸。他就像公司一样，要完善一套现制，现有的东西叫优化。
中国官方早在2019年10月开始推出行政管理改革，藉统一的城市管理以及数码化的平台，将城市管理辖区按照一定的标准划分成为单元网格，亦即「网格化」。网格划分标准各地不同，原则上以居民区为主，每格不低于300户。而属于公务员居住小区则可扩大网格户数。街道干部、公安司法人员、社区工作者作为网格管理员，官方指，网格员负责网格内的社会服务和社会管理各项事务。有舆论指这其实是监控人民的手段，任何对政权造成威胁的「隐患」都会向上呈报。
中央在2021年7月11日发布「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提出目标是力争用5年时间，建立党组织统一领导、政府依法履责、各类组织积极协同、群众广泛参与，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力争再用10年时间，基本实现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近期，国家主席习近平再在多个场合提到「基层治理」的重要性。例如去年7月，习近平在吉林省考察时说，要不断充实基层社会治理这个根基。
陈一新在相关座谈会上就强调，当前国内外安全环境趋于复杂，不稳定及不确定性日益上升，打好社会治理基层基础、巩固平安建设基本盘尤为重要。
他说中国近年发生多宗民众矛盾纠纷得不到及时化解，都跟「基层治理」有关。他认为「网格化」是基层社会治理的有效创新举措，要求优化、细化网格管理。要求网格员走近群众、及时发现问题苗头，组织政法干部、党员到所在社区网格报到，充实力量。
记者：文海欣 责编：罗燕云 网编： 刘定坚
7.【限制打机】中国手游公司使用人脸识别技术防青少年「沉迷」
一个中国政府支持的游戏协会周五（24日）表示，超过200家中国游戏公司已承诺规范中国的电子游戏行业，以打击「沉迷打机」为目标，包括可能使用面部识别来识别未成年人。
路透社报道，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游戏出版工作委员会（CGIGC）在其官方微信帐户上发布声明，指腾讯控股和网易等213家公司签署承诺书，防止青少年「沉迷」打机。CGIGC隶属于国家新闻出版署。
中国对其年轻人中「沉迷」电子游戏表示强烈关注，国家新闻出版署上个月公布了新的规则，禁止18岁以下的人每周玩电子游戏超过三个小时。公司和投资者担心可能会有更多针对该行业的行动。
CGIGC表示，这些公司还承诺打击歪曲历史或宣扬「娘娘腔」行为的内容，并将努力防止违反这些规则的行为，例如使用外国游戏平台。
腾讯在7月推出了被称为「午夜巡逻」的面部识别功能，家长可以打开该功能，以防止儿童使用成人登录来绕过政府的禁令。
记者/责编：方德豪 网编：刘定坚
8.中国央行：所有虚拟货币均属非法
中国人民银行周五（24日）发出进一步严打虚拟货币的讯号，宣称所有虚拟货币均属非法。
人民银行于其官网表示，所有非由货币当局发行、使用加密技术、分布式账户或类似技术、以数字化形式存在等特点的虚拟货币全属非法。
人行指出，包括比特币、以太币等、泰达币等所谓稳定币，均不具有与法定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不能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
人行强调，虚拟货币兑换、作为中央对手方买卖虚拟货币、为虚拟货币交易提供撮合服务、代币发行融资以及虚拟货币衍生品交易等虚拟货币相关业务全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一律严格禁止，「坚决依法取缔」；「境外虚拟货币交易所通过互联网向我国境内居民提供服务同样属于非法金融活动」。
根据CoinMetrics的数据，比特币的价格在24小时内下挫了约4%，最后交易价格约为42,378美元。第二大虚拟货币「以太币」价格亦下跌超过8%，至2,868美元。
这不是中国第一次对加密货币采取强硬态度。今年早些时候，中国政府宣布「严打」加密货币「挖矿」，导致比特币处理能力的急剧下滑，因为多个「矿工」将其设备下线。
记者/责编：方德豪 网编：刘定坚
9.多重压力下高耗能民企停产 浙印染产能「全军覆没」
北京当局突然推出的限电令，已经波及十多个省份数百家中小型所谓高耗能企业，大部份被迫停产。浙江绍兴柯桥区纺织对外贸易商会会长任恒天近日录制一段短片，指该区印染产能占到全国的三分一，停产使得整个纺织行业承受重大压力，他在网上公开向外求助。
「能耗双控」政策带动下的停业潮，已经蔓延近半个中国，截至本周五（24日），已有浙江、江苏、山东等十多省的无数家中小型高耗能民营企业被停电、停天然气。其中包括
10馀家上市公司宣布临时停产。
本周二（21日），绍兴市柯桥区纺织对外贸易商会会长任恒天在微博发出一段视频。他指出，目前全国纺织行业的运营环境不可想像，形势非常严峻。
任恒天说：特别是今天9月21日，3点钟通知6点钟停气，8点钟停电，立即对高耗能企业实行用电降负荷的通知，明确要求从今天开始停产到月底，一共涉及到柯桥区有161家企业全部印染化纤行业的企业。
任恒天认为，柯桥的印染产能占中国的三份之一，当地的一举一动影响到整个国际印染纺织行业的发展。
任恒天说：特别是这一次的能源消耗强度和总量双控的政策，居然不可思议的安排在今年的「金九银十」旺季上演，这就使得整个纺织行业背负较大压力。
相关短片目前已被删除。
浙江绍兴商人朱女士接受本台采访时指出，「能耗双控」政策对中小型企业的打击最大。
朱女士说：这样的政策对他们的伤害非常大，对企业的伤害非常大。因为企业的外贸订单赶不及出货。
朱女士说，据她了解，很多省份的限电措施导致企业停产，对企业圣诞、新年的出口订单带来严重影响。
朱女士说：非常多的工厂，高耗能企业被政府强行停电，要停电到月底，要停20天，大家都在抱怨。高耗能企业包括纺织、钢铁等，现在刚好是「金九银十」，他们的产品如果外贸出口，是为了过圣诞节、新年等节日。
当局突如其来的停电限电的措施引发网民热议，不少人批评政府的减排政策仅限于中小型民营企业。一位网民说，停产只停中小企业，大企业绕开限制。还有人说，改革开放40年，国内资源过度被掏空，把子孙后代的家底都掏出来卖了。
山西时事评论人江上峰接受本台采访时指出，多年来，地方政府限制企业用电，从未停止。
江上峰说：每年都有多次各种各样的原因限电，但是究竟甚么原因，我们只能看通知。但是不是通知上的原因是实际原因，不知道。即便是这个（通知的）原因是节能，控制能耗，关闭能耗高的企业，但是这个理由多少年来都这样说，我们怀疑这种理由的真实性。
今年5月，中国发改委环资司召开部分节能形势严峻地区谈话提醒视像会议，对一季度能耗强度不降反升的浙江、广东、广西、云南、青海、宁夏、新疆等省区节能主管部门负责同志进行谈话提醒，督促有关地区进一步加大能耗双控工作力度，确保完成本地区年度「能耗双控」目标任务。
目前，限电潮已在江苏、浙江、山东、广东、广西及云南等至少十多个省份蔓延。其中，周三（
22日）起，南京化纤等十多家A股上市公司发布了关于限电停产的公告，预计10月上旬恢复生产。广东省也在本周推出「开二停五」的用电方案，从上周四（16日）起执行每周「开二停五」的「五级有序用电方案」。
另一方面，「能耗双控」限电停产措施，导致原材料价格上涨。据《北京商报》报道，在近期各地「双控」措施趋严的影响下，塑料、钢铁、水泥等原材料产能也大大降低，有分析认为，原材料领域将进一步掀起涨价潮。上周五（17日），江苏省常熟市印染商会发布通知，要求会员企业从10月1日起统一上调印染费不低于每吨1000元人民币（154.72美元）。上周六（18日），建筑钢材价格普遍上涨，部分区域涨幅达到每吨90至150元（13.92-
23.20美元）。7家钢厂上调建筑钢材出厂价每吨30至150元（4.64- 23.20美元）。
记者：乔龙/程文 责编：方德豪 网编：刘定坚
10.推出仇视印度货品 中国品牌JNBY道歉
印度传媒报道，中国服装品牌JNBY近期推出的一个服装系列生产的童装上印有被认定为印度人的人被枪击的图像，并印有「欢迎来到地狱」和「让我摸摸你」等短语。本周，一位母亲的投诉在中国社交媒体上疯传后，JNBY品牌道歉并撤下了有关的服装系列。
《印度斯坦时报》报道，一位在中国社交媒体上被称为Mogu Mogu的妇女写道，她的家人为她4岁的儿子买了一件衬衫。
她分享了一件白色TEE恤的照片，上面有黑色的图像和言论，她最近才意识到其中的含义，因为这是她儿子的祖父母买的，他们不懂英语。
在她的帖子传开后不久，另一个用户分享了反印度图像的照片。「整个地方都是印度人。我要拿著这把枪，把他们炸成碎片。」
此后，该公司在中国社媒「小红书」上道歉。客服人员在该品牌的官方T-mall商店中说：「我们对该设计给客户带来的担忧表示歉意，并将加强监管。」
该公司没有解释不恰当的文字和图像是如何最终被印在衣服上的。
这家在香港上市的公司，总部设在中国杭州市，自称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设计师品牌时装店」。
记者/责编：方德豪 网编：林咏华
11.美众议院通过国防法案 拟邀台参加环太平洋军演
美国众议院通过「2022会计年度国防授权法案」（NDAA
2022），建议美国国防部邀请台湾参加2022年环太平洋军演（RIMPAC）。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指，法案彰显美国国会对台海和平稳定的高度重视。空军前副司令张延廷认为是个难得机会，台湾政府应努力争取参加，但预料北京会用各种方式阻挠台湾的参与。
在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表示，美国联邦众议院院会于美东时间周四（23日）表决通过「2022会计年度国防授权法案」，包括重申《台湾关系法》及「六项保证」对台承诺，支持台湾维系足够的自我防卫能力，以及支持美国国民兵与台湾合作，并邀请台湾参与2022年环太平洋军演等友台条文。
欧江安说：外交部感谢美国国会近年持续在年度国防授权法案中，积极推动深化台美军事合作与交流，彰显美国国会对台湾国防及台海和平稳定的高度重视与支持。外交部将持续密切关注本法案后续审议情形，并与相关行政部门保持密切联系，以持续深化台美安全合作关系。
空军前副司令张延廷接受访问时表示，能参加环太平洋军演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台湾方面应积极争取参加。
张延廷指，对台湾来说原则上是一个正面消息，尤其能够参加环太平洋军演，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平台，因为26个会员国当中，包括：澳大利亚对南海和台湾的问题都非常关心，如果能加入这个平台，大家能够互动。
张延廷说：环太平洋军演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海上的这种演习，规模最大，它重要的国家也是非常多，比如说日本也是环太平洋军演的会员国之一，我们能够参加环太平洋军演，就有那么好的平台跟日本互动，我们可以跟很多国家互动。第二个就是我们很少有机会跟外军作交流，环太平洋军演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交流平台，可以跟这些国家来互动。所以这两个意义，我认为我们应该积极争取。
不过，张延廷相信，中国一定会用各种方式，阻挠台湾参加环太平洋军演。
张延廷说：我认为我们不要排除，因为中共在这方面的干扰跟限制是无所不在的，他一定是非常的反对跟封锁，尤其是环太平洋军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海上演习的重大平台，而且官方的性质非常的浓厚，又是西方重要的民主国家都在里面，所以我想中共在这方面的阻挠可想而见，这是我们可想而见，但是我们要怎样突破，那是我们政府要去努力的。
军事专家、亚太防务杂志总编辑郑继文认为，美国国防授权法这几年，提出不少惠台、友台的提议，但都是以建议性质为主，行政部门实际要不要做，特别是美国国防部要不要邀请台湾参加军演，他认为机会是有的，但和台湾的期待是否相符是一个问号。
郑继文说：我认为美国拜登政府会根据美中之间的关系，做全面而且符合美国利益的考虑。譬如说，明年的环太平洋军演是不是邀请台湾，我认为十月份国际相关的会议，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会以甚么形式进行磋商、会谈，双方会针对广泛性问题或者实质性解决，缓和中美的紧张，或者双方的关系更为恶化，可能会左右明年美国对台湾，包括：环太平洋军演是否邀请台湾参加，会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郑继文认为，目前台美军事交流广度和深度都有限，未来美国如邀请台湾参加重要军演，对台湾军方提升战力有很大的帮助。
记者：锺广政（台北） 责编：方德豪 网编：刘定坚
12.【支联会】引领香港政坛32载 苦恋「民主爱国」仍临被解散
在港32年的支联会，近期不断遭到港府重手打撃。支联会将于周六（25日）召开特别会员大会，决议通过「自动清盘」（解散）特别决议。本台会前专访支联会元老之一曾健成（阿牛）及蔡耀昌，回顾支联会昔日如何带动香港政坛及公民社会发展。他们二人为支联会贡献半生，惟都认同在目前高压下，周六投票解散支联会。
支联会副主席邹幸彤周四（23日）在狱中发公开信，表明希望支联会「坚守到底」，即使自己正受漫长牢狱生涯的胁迫，但她更在意港人的抗争会被弱化为零星个人反抗。
将于周六以投票决定命运，全名「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的支联会，32年以来对香港民主运动以及政坛影响重大。早前香港警方以《港区国安法》第43条「实施细则」附表5，要求常委提交多项资料。邹幸彤拒绝后，支联会7人即被控违反《港区国安法》还押。之后甚至连网站等都被警方要求删除。
其实支联会一直是以公司名义注册，以求制度化、合法化，以免因受压而无法律依据下解散；公司章程开宗明义推动中国的民主。支联会元老、现正还押的何俊仁曾向媒体透露，支联会成立时，曾会见公司注册处处长，给对方批阅条文。
本台查阅支联会的商业公开纪录，当年的工作报告、成立时的董事及秘书登记册，现时别具历史意义。支联会首届董事名册，有不少日后香港举足轻重的人物，包括民主党元老张文光、何俊仁、李柱铭、李永达，「占中三子」之一朱耀明牧师、职工盟李卓人等等。每位都是日后香港民主运动骨干人物。甚至连左派人物程介南竟然都一度为支联会的首任董事，惟程很快便退出。
支联会多年常委曾健成（阿牛）向本台记者回忆，当年他以组织「民主台」名义加入支联会。当时他仍为工程判头，但他为了下一代不必再受威权之苦，决定全职投入从政。他说当时支联会不少骨干是传统知识份子，但亦有不同阶层人士加入，获社会广泛支持。当年6月11日，支联会全体大会中选出20个常委，一共有
216 个属会。
他说头一年，支联会招揽了大量义工，大家为了保持香港支援中国六四运动的气势，因此几乎每周、每月都会开会举办活动。记者翻查1990年的工作报告，单是由89年至90年度，支联会就已经主办17项民主活动。由5月27日的「民主歌声献中华」，六四当日的「黑色大静坐」，到6月7日的「死难同胞哀悼日」，之后到24日又举办「反对秋后算帐集会及游行」集会，7月4日又举办「全球华人抗议日」。另外又资助其他本地团体活动及外地团体等等。
阿牛对参与当年多项活动仍记得清清楚楚，「爱心寄秦城」活动时写圣诞卡，在年宵市场摆政治宣传摊档，另外已故元老司徒华为市民写大字帖等，日后成为香港政坛人士逢新年时的必做活动，对香港政治文化影响深远。
而现任支联会公司秘书蔡耀昌，1989年以学联成员身份加入支联会。他回忆自己过去三十年，曾以不同组织名义在支联会担任成员，自己亦曾任常委、副主席、秘书。他形容自己在支联会内「前中后场」都打过。他表示曾在多个民间团体内工作，少有如支联会般分工清晰，他认为归功已故前主席司徒华先生带领有方。
89年后不久，香港和支联会都要面临回归问题。支联会常委麦海华亦曾向传媒忆述，司徒华当时已作最坏打算，决定「反倒退，不撤退」，当时会内常委成员，已准备被捕入狱、组织被取缔。
阿牛亦向本台表示，他们当时已作最坏打算，预备在回归之后支联会就解散，化整为零。他们当时认为经过连年对港人的教育，六四的真相已经在香港人的心内，市民亦理解支联会「和平理性非暴力」的理念。
曾健成说：九七回归前，大家都好多担心。因为由英国管治百多年，突然交予共产党。当时支联会，我们每月都有讨论，回归后的香港和支联会何去何从。亦有心理准备要告诉群众，如果一旦打压到要解散支联会，大家烛光在心烛光在手遍地开花。
蔡耀昌说，自己当时不是支联会核心人物，但当时支联会的「不变应万变」的态度，为其他民间组织以至香港人，都加强信心。蔡耀昌说「和平理性非暴力」是司徒华先生一直坚持的政治理念。
蔡耀昌说：司徒华先生相信，运动得以能够持续，得以获长期大多数人支持，你一定不能走偏锋。如果太偏或太激，或法律不容许，就不可以让大多数人持续参与。
然而，回归后，中共未即时显著收紧香港的公民社会空间。在今时今日肃杀气氛下，阿牛回首那段日子，形容当时香港的民主派某程度上被「麻醉」，无攻防意识。他指当时香港民主派人士仍可畅所欲言，甚至在建制内外都有民主派人士任要职，大家集中争取政治改革。
他表示，直至香港回归多年在政制改革的路上一直无进步，真普选无望，大家才开始对中共治港「重新理解」。
同时支联会和传统泛民主派，亦在香港内部面对挑战，年轻一代更著重香港人优先，质疑「爱国」无助争取民主，声音在2014年「占中」运动后，上升到高点。在今时今日，中共及港府将「爱国」等同「爱党」，而在囚的李卓人今年5月亦在庭上求情时发出「这是我的苦恋，爱国是那么沉重」的哀叹。
蔡耀昌说，时至今日大家都明白核心问题不在「爱国」，而市民支持纪念六四前题都不必「爱国」。而阿牛就强调，香港的泛民主派都是「爱国」的，惟他们十分清晰「爱国」不等于「爱党」。他自己过去廿年多次出海到钓鱼台抗议，甚至被日本当局「绑架」，绝对是爱国。但他并不认同父母威权命令子女式的「爱国」。他说，爱是互相尊重、包容才是爱，「勒住对方」不是爱。
2021年，香港政府以《港区国安法》针对高举「爱国」的支联会。蔡耀昌说，自己当然感到意想不到及伤感，他认为现时当局不管你是否爱国或和理非，都一并打压。他个人认同解散决定。
蔡耀昌说：我个人认同，其实在目前处境，减少损害，可能是目前最理性的决定。我自己支持，支联会在这一刻，自动解散。
阿牛亦说，「手足自由最重要。」他认为公众不会忘记这段历史。
曾健成说：我上个月收到消息，今个月开会讨论支联会解散时，我是反对解散。但你现在见到特区特府、中央政府用好强大力量，将所有支联会现在的常委拘捕。我觉得为了他们安危，能够早日获得释放，解散了它，大家烛光在心。
问到支联会解散，香港以及中国的下一代眼下仍未享有自由环境，阿牛作为一个政治人物会否感到半生光阴被浪费？他说一切值得，现时只是当权者觉得自己力量太大，觉得自己荣辱大于一切。「只要大家凭住良心做事，不讲假话，中国大地必有好的将来。」
而蔡耀昌同样将半生贡献支联会，他说自己一直关注社会运动，支联会是当中重要部分。
蔡耀昌说：我们见到何俊仁、李卓人正在坐监，他们的付出，面对的困难比我更加大。无论如何我相信，包括我自己，对过去做的事无任何后悔。我好庆幸参与社会运动，包括支联会的工作。
他说支联会一定无白费过去三十二年的工作。六四历史已植根香港人心内。
记者：陈润南 责编：何景文 网编：林咏华
13.六四纪念馆关停背后：一段残酷记忆的呼唤与凋零
在香港闹市，曾经有一个六四纪念馆，它地方浅窄，资源贫乏，却被称为「世界上面积最小，但影响力最大的博物馆。」
玻璃橱窗里，如今空空如也。趁搜捕还没来，支联会工作人员赶紧把橱窗中的六四遗物、证物一一仔细打包，转移走。
2021年夏天，香港风声鹤唳，人人自危。就在六四32周年的前两天，政府人员突然来到六四纪念馆，指经营多年的展馆未获得娱乐牌照，为非法经营，纪念馆随即宣布暂停营业。在一连串搜捕、审判、组织溃散的新闻中，展馆的关闭一度引发关注，但很快淹没在巨大的清算浪潮之中。偶尔，还有市民打来询问能否拜访，工作人员只能致歉。
「现在的政治环境，比一年前又严峻很多，支联会会不会被拉人封艇？很难说。如果支联会被取缔，可能波及六四纪念馆，」在昏暗的纪念馆一隅，蔡耀昌分析著。今年xXX岁的他是香港泛民政治人物，亦是支联会骨干，他和多名支联会常委不久前刚宣布辞任。高压之下，支联会决定遣散职员，减少常委，许多民间团体现在也作出相似的选择。
消散容易，汇聚艰难。32年前，八九民运以血腥镇压而结束，六四从此成为中国大陆禁语和忌讳，但在一河之隔的香港，六四事件慢慢融入港人血脉。它最初强烈触动人们的爱国情绪，后来逐渐融入本地民主运动；它被不同的力量讲述和传承，又反过来刺激著政治板块和公民社会的合作、互动与碰撞。过去多年，蔡耀昌看著六四纪念馆如何从无到有，一份份六四遗物怎样汇聚香港。
一夜之间，盈满的一切被突然抽空了。「我们现在就是在一个下沉的轨迹之中，有些沉得快，有些沉得慢，但都是正在沉。」蔡耀昌说，他只愿最终还能为六四记忆留一口气。
残酷的记忆，有了实体的承载
吴卫东平生第一次去香港，是2014年年底。他独自拉著一个箱子过关，箱子里装的，是他哥哥吴向东的遗物：一封遗书，一本日记，他的海鸥相机，他最后拍摄北京学运现场的一筒胶卷。
1989年6月3日深夜，21岁的吴向东在北京木樨地中枪身亡。去世前，他是北京东风电视机厂的职工，连月为广场奔跑。兄弟俩生于知识份子家庭，父亲吴学汉、母亲徐珏均从事地质研究。吴卫东说，父母年轻时大量时间投入工作，希望报效国家，对儿子们照顾不多，哥哥被枪杀后，父母内心震荡极大，先后加入「天安门母亲」团体，要为儿子「找一个说法」。1995年，吴学汉因病含恨而终，徐珏一边继续研究工作，一边坚持平反六四。吴卫东90年代初留学德国，后定居法兰克福。
2014年，吴卫东在德国看到新闻，说香港要办一个六四纪念馆。他马上致电母亲，商量把哥哥的遗物捐给香港。他赶回北京，亲自收拾哥哥的物品，「哥哥喜欢摄影、绘画、刻印章，也喜欢武术，他兴趣很多，拍的照片也很多，」吴卫东说，他依然记得民运中哥哥的状态，「那真的是他最开心的时候，他也跟我们说，他找到了生活的意义，（他说）现在我们好像有些希望了，为这个国家做点事情。」
「我希望哥哥的事情被人知道。他既然做了，一定有那代人的合理性。」吴卫东把部分照片留给妈妈，自己留著哥哥的死亡证，其他通通送到了香港。
悼念六四的氛围，那几年在香港不断升温。以每年的六四烛光集会人数为温度计，1990年后的几年，每年均有十几万市民参加，此后气氛相对冷淡，每年数万人参与。到了2009年，六四事件20周年，经历北京奥运，四川大地震和三聚氰胺等事件之后，香港关注大陆的气氛愈加浓烈，集会人数重回15万高峰，此后数年均维持这一水平。
2012年，支联会终于实践多年来的设想，设一个六四纪念馆。马上设一个永久馆太大胆，他们租借深水埗一座唐楼2楼的展馆，试水温。
没想到，人潮如涌。「最多人的一天，2000多人来了，参观者从狭窄的楼梯一直排到地铁站，很多深水埗街坊问发生甚么事，是不是有东西派。」蔡耀昌笑著回忆。
那几年亦是大陆人来港自由行的高峰，烛光晚会现场，常常收到人民币捐款。据支联会统计，来参观展览的，大约1/3是大陆人士。蔡耀昌记得，「好多人看展览看到痛哭」，一个大陆市民亲自带来20万人民币现金，现场捐给支联会。
「纪念馆是新做法
......我自己几满意纪念馆这个idea，可以做到新的承传，我对未来好乐观。」展览现场，支联会主席李卓人对香港传媒表示，他一脸兴奋，当时记者说他把展馆当成自己孩子。
李卓人同为泛民政治人物，自80年代投入香港工会。1989年，北京于5月20日宣布戒严之后，香港各界响应支援北京学生，文艺界数天之内发起「民主歌声献中华」，筹得的100多万元，由李卓人带往北京。其后，和许多记者一起从北京登机准备返回香港时，李卓人被北京当局上机拘捕，3天之后，他签下悔过书才能回到香港。
他一度消沈。支撑他的，是北京学生的叮嘱——快离开北京时，学生交代他回港后，一定要在香港，把六四真相分享给全世界。
香港资讯素来流通自由，整场民运从爆发到结束，一直被直观的纪录。当年，一批批香港记者赴北京报导，例如时任美联社摄影记者刘香成，拍下6月4日淌血的学生躺在三轮车上被送去医院的一幕；一批批香港学生带著钱和物资去北京支援；在香港本地，大量市民自5月起透过电视、报纸紧密了解北京局势，自北京宣布戒严之后，各界均以不同方式支援学生，出租车、小巴司机发起义载筹款，6月3日凌晨，许多市民彻夜未眠，看电视直播。
这一段动荡而残酷的记忆，先透过如李卓人、记者、幸存学生等自述而延续，后来，香港媒体、大学中学课堂、文艺领域也不断加入传承记忆的河流。每年六四周年，支联会从年初开始筹办不同的悼念活动；记者们也形成默契——从三四月开始寻访天安门母亲、六四幸存者等，到回溯黄雀行动等香港行动，到六四当晚烛光集会的现场拍摄的采访；在中学课堂，老师们会讲述六四，甚至邀请支联会人物到校分享。
水滴汇聚成河。六四周年在香港，早已演化成一个肃穆的政治节日。
早年，支联会也讨论过能否做一个纪念馆，但始终忧虑如何找到一个稳定的场地。倘若租借，担心业主一旦受到政治压力，随时赶人；买一处，则动则上千万港元，不敢想。深水埗的展览，让六四记忆第一次有了实体空间的承载，这次成功经验，让支联会最终决定筹款买铺。
当时民意高涨，筹钱没有想象中困难。在深水埗展览、当年六四烛光集会、春节年宵摊位，以及海外展览中，支联会均筹得不少款项。2013年年初，他们正式筹到了650万港元，以借贷方式，买下了900多万的单位，面积约800平方尺。
这是六四纪念馆第一处安身之地，选址尖沙咀一处私人楼宇，属香港闹市，也是自由行旅客必经之地。
2014年4月20日，展馆正式开幕，李卓人当时对媒体表示，希望这个六四纪念馆可以成为中国领土上保存六四资料的永久地点。小小的展馆随即吸引了中外媒体的报导，一度被围得水泄不通，有媒体称之为「世界上面积最小，但影响力最大的博物馆」。
据支联会统计，当时参观者中近乎一半为大陆游客，另一半，由香港市民和外国游客均分。
自由所在，迎各方馈赠
香港位处珠江口东南面，为多个岛屿组成的城市，人口稠密，亚热气候。这个潮湿、温热的城市多年来经历不同政权，迎接或为黄金或为自由的各路来客，向来龙蛇混杂，黑道白道，阳春白雪，汇聚街头。
中共主政，六四镇压，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大陆的六四幸存者、遇难者家属度日艰难。而流落海外的，后来逐渐明白，平反六四，长路崎岖。得知在香港有一座实体展馆，人们纷纷拿出自己的珍藏。
蔡耀昌说，最震撼的，莫过于遇难学生王楠的红色头盔。2013年年底，王楠母亲张先玲辗转托人将一顶红色头盔捎来香港，一起来的，还有王楠的死亡证，一面头巾，以及他遇难时佩戴的黑框眼镜。
死亡证显示，1989年6月4日凌晨三点，王楠死于天安门广场上的南长街，年仅19岁。张先玲找到王楠尸体时，医院拒绝在死亡证上写上王楠的死亡原因，但他当时佩戴的头盔上，被一枚子弹穿过，留下弹孔。张先玲后来成为天安门母亲的骨干成员，长年为平反六四而奔走。
「这个证物很重要，头盔上有弹壳，有死亡证......
我们知道这个头盔，张先玲一路也是想自己保存的，是她和儿子的联系，」蔡耀昌说，但最终张先玲决定把证物捐到香港，她曾叮嘱，「希望历史的真相透过纪念馆让全世界知道。」
也在同一年，幸存者张健向香港捐出一枚子弹。八九时，张健18岁，是北京体育学院学生，在广场上担任学生纠察队负责人。1989年6月4日凌晨，张健称他被解放军清场时开枪射中，子弹当时留在大腿中，无法取出。六四后他一度隐姓埋名，直到2001年参加北京出租车司机维权行动，身分暴露，后流亡法国，获政治庇护，并成功取出子弹。
2014年年底，吴卫东带来了哥哥吴向东的一箱子遗物。在遗书中，当时21岁的吴向东用清秀的简体字写道：「今天天安门的事，你们在外面的人都不了解，父母亲，政府通知学联今晚镇压，我做好了与学生同在的准备，就是死了也不可惜，这是为了民主，自由，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信写于当年5月21日，前一天，北京当局宣布戒严，气氛高度紧张，向父母和弟弟道别之外，他也承诺女友，自己的心不会改变。
遇难者、幸存者的证物之外，香港各界也送来了纪念之物。
当年曾到北京采访的记者谢志峰捐出了一件军大衣。谢志峰说，这是当时广场上的学生送给自己的；同为当年记者、现为时评人的夫子刘锐绍捐出香港市民缝制的袖章，上写「痛心疾首」——六四当日，香港《文汇报》社论开天窗，仅刊登「痛心疾首」四字；一位市民捐出了他当年在北京街头花200元买到的手表，手表上刻有「89.6平息暴乱纪念」，推测为当局表彰清场部队所送......
小小的展览馆，最终收藏了100多件六四遗物、证物、纪念品。因为地方不够，还有不少留存在支联会的仓库里。其时的香港，尽管经历了反国教运动，而向北京争取普选的运动如箭在弦，气氛仍然相对开放。
当被记者问及香港设六四纪念馆会否激怒中央时，香港亲建制学者、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认为没有问题。他说，这是当时中央设计「一国两制」制度时已经料到的情况，又提及邓小平说，回归之后，香港照样可以骂共产党。
漂泊展馆：不停搬家，不停找地方
没有人料到，下沉发生得如此快速。2020年6月30日，由全国人大委员会制定的港区国安法被纳入《基本法》附件三，直接在港生效。到了翌年夏天，六四是否已经成为一条红线，人们已经说不准。
挟著疫情所带来的限聚令，警方连续两年反对支联会举办烛光晚会。去年，大量市民还自发到维园点燃蜡烛，警方随即检控部分政治人物非法集结，蔡耀昌、李卓人、何俊仁等支联会常委被起诉，现在李卓人、何俊仁已经被囚狱中。今年，警方直接在六四下午就封锁整个维园，重军驻守其中，人们不得进入，即使身穿黑衣在铜锣湾出现，也随时被搜身。随后，支联会常委邹幸彤又被检控，遭还押。
箝制其实很早就出现了，只是最初，人们还不知道它会蔓延到何等规模。
2014年4月，六四纪念馆开放前一个月，其所在的大厦业主立案法团就给支联会发出律师信，指他们用该单位做展览用途，违反公契，法团很快正式入禀法院，起诉支联会。
蔡耀昌表示，他们相信这不是简单的官司，背后涉及政治力量。一来，虽然大厦公契规定单位「应用作办公室及相关用途」，但另有单位经营酒吧，法团没有反对；另外，巨额律师费不是由法团支付，而是由法团主席巢国超个人支付。巢国超是纺织业企业家，在大陆设厂，其弟弟是政协委员。
司法程序旷日持久，且官司费不菲。除了起诉，平日法团也对纪念馆百般刁难，如规定参观者一次不能超过20人，而且每个人都必须被大厦登记身分证。
支联会最终决定放弃官司，卖掉此处，再想方法为六四纪念馆另觅去处。2016年六四之后，六四纪念馆撤离尖沙咀。在随后的2017、2018年，展馆暂时安身赛马会资助的创意艺术中心，这中心容纳著不同的文化艺术团体。
回头看，蔡耀昌感叹，纪念馆头上长期悬著两把剑，一是政治压力，二是资源匮乏。「大部分时间我们都在经常找地方，无论是短期地方抑或长期地方，都在不停找地方。」
卖掉的尖沙咀馆址之后，支联会回收了600多万港元。为了购买一处更宽敞些的地方，他们决定向公众筹款300万。然而，和2012年的社会气氛截然不同，经历了雨伞运动、铜锣湾书店事件等大事之后，香港本土情绪剧烈升温，对中港关系、香港前途，酝酿著全新的理解框架。
悼念六四，是以香港人身分还是中国人身分？中国大陆的民主进程，还有希望吗？和香港有甚么关系？这一系列充满矛盾和冲突的问题，在那几年的香港舆论中不断发酵。也有质疑指向支联会——20多年都搞差不多的仪式和行动，行礼如仪，平反六四能做到吗？是否只是一个每年6月叫叫的口号？
最剧烈的回应，来自年轻人。2015年六四，雨伞运动结束后第一个六四周年，曾经作为支援北京学运主力的香港学联，第一次表明不参加六四晚会，而在雨伞运动后的低迷气氛之中，此前多个学生会已经退出学联。随后数年，学生会和另外一些团体在维园之外，以其他主题另设六四悼念活动。
20多年过去了，大陆仍然禁闭历史，港人应该以什么姿态，回应这段残酷的历史？2016年5月，这些争论在一个论坛上聚焦。当时，11间大专院校第一次在六四周年前夕举办联校六四论坛，让大家讨论香港人应该以什么身分或角度看待六四，也涉及香港独立等议题。
11个大专院校的学生会在论坛上发表《联校六四宣言》，他们认为港人应该主动了解六四，但根植本土，同时认为「建设民主中国之梦难于登天」。
宣布筹款计划后一个月，支联会仅仅收到数万元。最终，他们花了三年时间，才再次为六四纪念馆觅得一处安身之所。
2019年4月26日，六四纪念馆落户旺角一座私人楼宇的十楼，重新开幕。开幕前夕，职员到展馆时发现大门被打开，锁头不见了，墙身的插座、电闸、总电闸都被水淋湿，支联会报警处理，被列作刑事毁坏。
而另一边，港府突然推出《逃犯条例》修订草案，民间酝酿强烈反对之声，担心条例一旦通过，铜锣湾书店事件或在香港常规化、合法化。展馆开幕后两天，民阵发起了反《逃犯条例》第二次游行，主办方称13万人参与，这是雨伞运动之后，很久未出现的大规模游行。没有人料到，暴雨将至。
世界之大，何处容身
蔡耀昌还记得，2019年的六四悼念，气氛浓烈。三十周年，又是一个十年，展览馆迎来大量市民、记者，蔡耀昌接待了一批又一批记者，用广东话、国语、英语介绍著六四历史、支联会工作和展馆动向。
这一年的烛光晚会，人头汹涌。市民坐满了维园的6个足球场和旁边的一块草地。支联会宣布18万市民参与，创下5年新高，警方则表示有3.7万人。特地从多伦多赶回香港的六四幸存者、香港学生代表李兰菊登台。她回忆起6月4日清晨，北京医护人员不断劝香港学生上车离开，她不能忘记一个女医生抓著她的手，著她一定要平安回到香港，将当晚发生的事情告诉全世界。汹涌的烛海中，李兰菊和台下市民一同落泪。
仅仅两年之后，逃亡、走难和移民成为香港常态。六四三十周年之后，香港爆发了史无前例的大规模社运，从年轻人到中产家庭、公民社会各个板块都调动起来，捍卫香港利益。相比32年前的北京，对于香港的清算和镇压，用的不是坦克和实弹，而是一套港区国安法，部署紧密的搜捕、检控，以及依靠庞大建制力量所渗透的举报。一些香港政治人物选择流亡海外，继续发声，也有的留在香港，但很快锒铛入狱。
说起当下的香港，今年70岁的麦海华只有叹气。他多年来任职支联会常委，不久前也刚刚辞任。他和蔡耀昌均认为，当下支联会只能看如何保存一定力量，不至于马上全军覆没，随后再看看能如何做事。
他们拒绝透露六四纪念馆原有的展品目前保存在何处，仅仅表示，所有的六四遗物、证物已经被拍摄存档，由专业团队制作成一个关于六四记忆的网络博物馆。对于未来的传承和教育，麦海华并不乐观，他相信以后让年轻一代了解六四，很大程度需要依靠网络的力量。
32年过去，亲历者、见证者逐渐老去，有的已经离世。在德国法兰克福，吴卫东关注著香港。「内地已经完全压制，没有空间，」他说，很感谢香港这么多年的坚持，「我和家里人很感谢有机会让他（哥哥吴向东）被更多人认识的，知道有这么个人，曾经做了一些年轻人认为正确的事，也感动了一些人。」
天安门母亲群体，吴卫东的母亲徐珏4年前因肝癌去世。历史无情，他说自己和一些家属，已经不相信有生之年可以看到六四平反，但他始终不相信，依靠暴力、金钱和维稳的政府可以长期维持，「即使我离世的时候也看不到（对六四）有公正的评价，我也会有信心，包括北京的难属，也是有信心。」
而在可见的将来，他想，六四记忆或许就和香港命运一样，漂泊无定了。最近他总是想著怎么办呢，「如果香港实在展不下去，我希望去取回哥哥的遗物，拿到自己身边，」他想著，「王丹在美国不是说要办一个六四馆吗？或者就去台湾。」
林卓曦投稿（RFA首发）
14.支联会32载画句号：一种民主爱国理念的死亡
2021年夏天，70岁的麦海华看著自己奋斗了半辈子的阵地，节节退败，分崩离析。
自1989年加入支联会以来，32年来他不曾离开这个组织。他出身社工，相信人的权利，相信循序渐进的转变，和大部分香港泛民政治人物一样，他曾被嘲笑迂腐、左胶或死板，但眼下争论似乎已经显得可笑。
和面对政治清算的大部分香港公民团体与政治组织一样，支联会一度以退为守。今年六四，遭警方拒绝批准维园烛光集会之后，今年他们曾宣布不发起集会、关闭六四纪念馆、包括麦海华在内的7名常委辞职、遣散全部职员、仅7名常委留守——种种举动，一度希望减低风险，延续组织。但暴风依然呼啸。建制政客以及《大公报》和《文汇报》不曾停止抨击，罪名从最初指摘支联会「结束一党专政」的口号违反港区国安法，到全面谴责这组织「反中乱港」，以及他们受「海外势力」扶助，但未指明是何势力。8月底，警方更根据国安法第43条，要求支联会在两周内提交职员名单、会议记录和2014年以来收支。支联会的退守也到此刻为止。
留守的七名常委中，除了一直在狱中的李卓人与何俊仁之外，支联会副主席邹幸彤与其他4名常委先是召开记者会，公开声明警方索要资料的依据不足，不会提供任何资料予警方。5人很快因拒不提交资料遭到警方拘捕。在邹幸彤及支联会的罪名均升级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之后，已身陷囹圄的她透过法庭自辩、书信多次公开声明，支联会作为六四精神的延续者、六四记忆的守护者，必须在此刻与政权进行一场「光明正大的辩论」，自己不会认罪，亦不后退，更鼓励支联会会员捍卫组织立场，坚持抗争，不要主动解散。其言铮铮，无法力挽狂澜，但应了支联会32年来「守护记忆，战斗到底，直至最后一人」的承诺。
民主的黄金年代
全称为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支联会诞生于1989年5月，香港市民深切关注中国民主运动的澎湃情绪之中。与「反中」相反，麦海华说，十数个组织当时之所以汇聚一堂，「不分左中右」组成联合会，是一种朴素而强烈的爱国情绪。
「那时候的香港，不分左中右，都走出来支持学生，甚至演艺界在5月26日搞民主歌声献中华，在跑马地搞的，筹了一千多万，打算去支援学生。」麦海华回忆，众人心系大陆人民，又义愤于北京镇压学生，激昂的情绪最终汇聚成一个持续的组织，背后是自70年代发展起来的公民社会。
如今，暴风吹倒了一切。香港是否退回了上世纪70年代？麦海华觉得，似曾相识的，是一波又一波的移民潮。
「其实八九民运之后，有很多人离开，觉得共产党这样，我们要走了，不能和他们在这里斗下去，但我们这班人选择留下，是因为有盼望，觉得很多事情都要付出，要努力......
」麦海华回忆。
留在香港做点甚么的想法，60年代尾就萌芽了，当时麦海华刚入读新成立的香港佛教书院，读预科。学校刚创校，没有包袱，气氛自由，麦海华甚么课都去试听，下课和朋友们一起啃哲学、社会科学的大书。
「我有一班同学，对哲学很有兴趣，殷海光的《怎样判断是非》，黑格尔的《逻辑学》，罗素的《分析哲学》，甚至Open Society and the Enemies, 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 他们都照啃的，」麦海华说，后来大家把目光转移到现实中的家国社会，恰好有同学认识当时在浸会大学历史系教书的南来文人许冠三。
中共建政前后，大批知识分子从中国南迁香港，其中有钱穆和唐君毅等史学家、哲学家，也有当时20多岁的青年余英时、许冠三。
70年代初，许冠三出版月刊《人物与思想》，却因立场批判，不亲近左派，被发行商封杀。麦海华遂和同学们一起帮忙，把杂志搬运到报摊分发，许冠三又给这群中学生开小灶，讲中国近代史。
共产党的发源、反右运动、三年饥荒、文化大革命......
愈发认识中国，麦海华愈关切，他坚信，中国未来要变得更好，制度上一定要民主化，党政要分家，政企要分家，司法要独立，以制约共产党的专权和腐败。
「我们是爱祖国的学生，爱土地和人民，但对政府和政权的做法很有保留，共产党的管治有很多贪污、腐败，政策经常转变，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麦海华说。中学毕业后，他考上香港大学社工系，在火红年代参选学生会，打败长期当选的国粹派，成为港大第一届反共的学生会会长。
放眼70年代的香港，相似的信念正在不同板块中酝酿。一方面，教会组织结合本地力量，服务贫困基层，改善房屋医疗，一些社区组织开始形成。很多年后因发起占领中环运动而被公众熟悉的牧师朱耀明，当时刚刚投身神职，他20多岁，在被称为香港红灯区的柴湾区每日服务基层。从小失去父母、遍尝困苦的他意识到，要改变贫困不能单靠祈祷，还要真切协助百姓去谋取政策的改变。
另一方面，伴随著经济腾飞，教育普及，一些专业人士对个人权利和社会开放有了更高要求，司徒华就是其中的显著代表。70年代，作为小学校长，司徒华带领协调一众教师，展开了文凭教师薪酬事件的抗争，与港英政府激烈碰撞，最终取得成功，不久成立香港第一个独立工会——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简称教协。
70年代的土壤，催生了80年代的百花齐放。面对79年开始的中英谈判，人们开始为香港前途出谋划策。中英谈判没有三角凳，香港市民不能就是否回归而表态，1984年底，中英两国签订联合声明，敲定香港以一国两制的安排移交中国，此后香港管治依据《基本法》进行。
但如何撰写97之后的小宪法？北京开放了一定程度的资讯，成立《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同时让草委员在港发起《基本法》谘询委员会。
当时已晋身立法局议员的司徒华、资深大律师李柱铭均被视为爱国民主派，受邀加入草委员，而麦海华则作为社福界代表，加入谘委会。在香港本地，那数年各派人物也积极争取更加直接公平的立法局选举。1986年年底，司徒华、李柱铭等发起「民主政制促进联会委员会」，简称民促会，那是一个由91个不同的社运、压力团体组成的平台，例如朱耀明作为宗教界代表，麦海华作为社福界代表等。
当年11月，民促会召开了著名的高山会议，所有联会团体和300多名《基本法》谘委会成员一同出席，设想香港未来的政制方案。会议表决通过了「一九零方案」，即支持88年立法局选举要有一半议席由直选产生等。
很多年后，在个人回忆录《大江东去》中，司徒华忆述当时支持「一九零方案」的人士，就是日后被称为香港「民主派」的始祖，他同时清晰阐述了他「民主回归」的立场：「我对回归的立场非常坚定。第一，在民族立场上，香港是中国的领土，由于鸦片战争而割让英国，是一个国耻，早应收回香港。第二，百馀年来，香港是殖民地，因而远离很多源自中国的灾难；然而，我未能与祖国同胞一起经历，心中有愧。现在回归到一个独裁专制的政权，使我和国内同胞有机会共同争取一个民主的中国，与他们有共同的感受所以我支持回归。」
麦海华后来总是怀念，他印象中那个黄金的80年代。关心中国的他留意到，胡耀邦执政期间，为右派平反、恢复名誉，邓小平主张废除国家领导人的终身制和政企分家等。1984年1月，香港大学学生会写信给时任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希望北京保障97后香港的民主自由，赵紫阳罕见亲笔回信：「将来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民主化的政治制度，即你们所说的『民主治港』，是理所当然的。」
彻头彻尾的爱国者
就在如此黄金年代，八九民运，爆发了。黄志强记得，1989年5月，整个香港都在沸腾。他当时20岁出头，在地盘做工，很关注北京情况。当月13日，北京学生写下绝食书，宣告「我们用生命写成的誓言，必将晴朗共和国的天空」，黄志强感觉义愤和不忍，开始去游行，去声援。
在香港土生土长，小时候别人问他是哪里人，黄志强答：「英国籍」。他承认自己是中国血统，但感觉不到浓烈的国族情绪，直到1989。「是八九那场运动，真真正正挑起自己是中国人的（情绪），因为见到上面的同胞，你就会直接变成是其中一份子......
直接感觉到自己是一个中国人。」
最快反应的是香港学生。当年4月，香港学联已经派人去北京，发现在天安门前静坐的学生需要食物、衣服、帐篷，就在香港发起筹款。5月20日，北京政府宣布戒严，政权以高压手段回应和平集会，香港民众愤怒了。当日晚上，尽管挂起八号风球，数万香港人依然聚集维园，在暴风雨中游行到新华社，抗议强权镇压平民。
5月21日，百万香港人上街游行。在2019年运动之前，那是香港开埠以来最大规模的游行，队伍从中环遮打道出发，横跨整个港岛，走到北角，又走到跑马会集会。司徒华在回忆录中记载，民促会在集会中决议，扩大民促会组织，支援北京学运，由此，「全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委会」就在百万游行中成立了。
「支联会的成立是香港公民社会发展的一个延续。」麦海华认为。
黄志强很快成为支联会的义工。当时全港动员，小巴司机、的士司机纷纷挂出旗帜参与义载，乘客的收入就成为捐款，街市菜档也卖菜筹款。他穿著写有「爱国爱民
香港精神」的支联会T恤去义工，司机都不肯收他钱。
一度，无论左中右的团体都加入了支联会。为了筹款，支联会常委岑建勋想到发起一个大型文艺晚会。很快，5月27日，他们在跑马地发起「民主歌声献中华」，几乎所有香港影视界艺人都前往表演，梅艳芳、邓丽君、罗文、谭咏麟等数十明星聚集一堂，一晚筹集资金1300万港元。
不料，情势急转直下。6月3日晚上至4日清晨，大批解放军驾驶坦克，从北京城外开进天安门附近的木樨地，向市民开枪清场，血腥的现场画面通过仍留在当地的记者传回香港。许多市民一宿未眠，通宵看电视直播。翌日早上，民众随即赶赴维园进行「黑色声讨大会」，整晚未睡的司徒华在发表完演讲辞之后，晕倒了。
回头看，无论对于中国大陆抑或香港，六四镇压都标记了历史上一次剧烈的急转弯。从此，司徒华、李柱铭等不再被视为统战对象，他们与中共决裂，离开《基本法》草委员；在民主回归的道路上，香港此后经历了漫长的迷失和波折，激进的声音后来倡议香港不再关注大陆民主情况，甚至主张香港独立，而另一些声音则希望在民主回归和香港独立之外进行第三种想像。在大陆，中共随后放弃了政治体制改革，同时透过经济开放和人口红利，实现了财富爆发式的增长，逐渐走上了经济实力结合威权管治这一始料未及的发展模式。
如何回应六四镇压，如何看待中共，又如何处理中港关系？六四事件之后，社会上涌现不少声音，激进的如买军火反攻大陆，挤提中国银行以冲击中国经济等。这些声音，与2019年反修例运动中的勇武对抗和杯葛中资的手法，隔著30年遥遥呼应。
支联会并没有吸纳这些声音。面对挤提中国银行的呼声，港英政府当时邀请司徒华和李柱铭，透过香港电台呼吁不要挤提，认为「这会破坏香港经济」，「伤害香港市民和中国老百姓」，二人做出了呼吁。
「支联会刚成立的时候，出了几期《民主潮》，提出很多激进的言词，要推翻共产党政权。后来我们发觉这样不可以，会让支联会作为一个团体，根本无法可以长远运作下去......
如果你呼吁推翻中共政权，呼吁暴力革命，我们手无寸铁，无办法可以做。」麦海华回忆，「我们后来我们收窄了，太激进的人离开了，稳健一些的工会、团体、民主派组织做（支联会）骨干。」
承受了六四镇压的冲击，香港民主派的取态依然是抨击中共、同情中国、争取中国民主化。当时，西方多国涌现经济制裁中国的计画，民主派并不同意。90、91年间，美国计画取消中国最惠国待遇，李柱铭作为港同盟创会主席，前往美国游说不要取消，要给中国接触国际社会的机会，但同时要保障香港回归后的经济地位。
1992年，美国国会通过《美国—香港政策法》，规定97主权移交之后，美国在经济待遇问题上，将香港和中国大陆区别对待。同一年，邓小平南巡，重申高举经济改革的旗帜，并很快表明要加入WTO。伴随著2001年成功入世，中国经济此后实现了惊人的飞跃，制裁中国的声音减弱衰退。
「制裁很难搞，怎么说中国也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不是北非小国，除非它本身不稳定，但之后邓小平南巡之后，要入WTO，整个局势不一样了。」蔡耀昌回忆说，当中国说要和世界接轨，西方国家开始享受「世界工厂」的经济利益，同时也幻想著透过全方位接触的交流，「去改变中国」。
麦海华觉得，司徒华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爱国者」。「司徒华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爱国者，他会认为问题由中国自己解决，外国有本身自己利益考虑，他们的利益未必一定和中国利益一致，他们做甚么也不到我们干涉影响，」麦海华说，「我们应该在自己岗位上，实事求是，看如何争取逐步改善。」
Incremental Changes
回头看，支联会30多年来的工作，扎根香港，逐步推行。赞美者欣赏它的稳定如一，每年坚持在维园举办大型的六四烛光晚会，以至成为香港一种共同的政治仪式、集体回忆；不过，即使在民主派内部，批评者也不吝啬指出该组织僵化老套，在坚守六四记忆之外，对于实现民主中国的目标，失去了现实的举措和路径。
最初数年，支联会工作繁重。迫在眉睫的是救人。一方面，香港各派人物秘密发起「黄雀行动」，协助民运人士抵港，在港申请签证后，再移居西方国家。除黄雀行动外，民运人士也透过自己方式逃到香港求助。
在港等待签证的时间，短至数月，长达数年。「当时支联会有一个人权基金，他们来了，让他们在西贡等地方居住，隐姓埋名，我们接济他们的日常生活，他们去外国之前，会给他们一些生活津贴，但之后要靠他们独立生活的了。」麦海华回忆。
牧师朱耀明当时参加了黄雀行动，他同时也作为支联会常委，协助民运人士。朱耀明接受BBC等媒体访问时表示，参与行动的有四支队伍，前后总计400多个民运人士经香港抵达外国，其中约1/4经黄雀行动负责，另外人士为自己偷渡。
整理档案也是一大重点。麦海华和夏其龙神父合力，出版了四本大书，分别整理了当时各大报纸的「头版专辑」、「广告专辑」、「文章摘录」和各种评论——在没有互联网，没有电子资料库的年代，这四本合集为八九民运中的香港舆论留下了重要的历史底稿。
「我们也发觉在香港出的单张不能让大陆看到，那就要突破新闻封锁，要将东西寄回去，」麦海华回忆，当时还没有牢固的防火墙，中港之间靠信件传递资讯。香港市面有出售大陆的「地址簿」，义工们就把宣传单张、新闻等排版、印刷，再用简体字写上地址簿上的地址，大量邮寄。不时有大陆市民回信问，能否定期寄资讯给他们。
「头几年，我们做很多活动，工可以不开，但不可以不搞活动。」黄志强记得，最繁忙的时候，支联会每周末都派义工去公园办八九民运的巡回展览，最终几乎把全香港的公园都借用过。
悼念六四的大型活动，渐渐形成了固定的节奏。4月清明节时，给死难民运人士献花，之后办一系列讲座，介绍大陆的公民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5月时众人放风筝——当年北京学生正是在天安门广场放风筝，以干扰军方直升机的高空监视。到了六四纪念日当天，早上发起游行，晚上则在维园办大型烛光晚会。
「我们相信incremental
changes（循序渐进的变革），逐步的改善，」麦海华说。年复一年，和平有序的烛光晚会，逐渐成为香港政治活动的典型代表，许多普通人第一次参加公民集会，第一次表达一种政治诉求，都是从维园晚会开始。
随著本地政治图景愈发成熟和多元，各种政治团体也常常在维园外摆街站进行宣传和筹款，反对悼念六四的亲政府团体也同场表达抗议——在悼念六四之外，六四晚会慢慢化作了港人每年政治情绪的风向标。
经历了最初浓烈的情绪之后，烛光晚会的参加人数一度减少，每年仅仅数万人参与。零三七一50万市民上街反对23条立法之后，六四晚会见证了人数回潮的小高峰。不过，真正的高峰出现在2009年，支联会统计当年15万人来到维园，这也是警方数字最高的一年，12万人出席集会。
当时适逢六四事件20周年，也是港人对中情绪出现逆转的一年。「2008年汶川地震，是香港人对中国观感的转变开始，香港人捐款很多，但最后发现有豆腐渣工程、贪污，这件事令香港人对大陆之后有明显转变。」梁锦威说。再加上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后大量游客赴港抢购奶粉、双非孕妇增加等，根据民意调查，香港人的中国人身分认同在九七后逐年上升，至2009年首次降低。
早于大学期间，梁锦威就活跃于学生会，和支联会合作，发起学生绝食，悼念六四。他生于1985年，中学时就约同学一起去参加六四烛光晚会，他总是说，对他和许多同龄人而言，悼念六四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
「未必有很复杂的情绪和爱国感受，而是（因为）香港人在八九六四的投入，又或者是当年北京学生争取民主的诉求，觉得我们需要传承下去，是一种对民主诉求的传承。」梁锦威说。
2011年，梁当选为支联会常委。随后几年，香港本土思潮涌现，骂支联会的不再只是保皇党，在非建制阵营内部，对支联会的存在和纲领也出现了争论。对于循序渐进的变革，人们越来越不耐烦了。
「释放民运人士，平凡八九民运，追究屠城责任，结束一党专政，建设民主中国」，这是支联会自成立之初就定下的工作纲领，此后在烛光晚会上，群众在烛海中年复一年的高呼诉求。后来，人们开始思疑，口号喊了20多年，到底如何「结束一党专政」，又能否「建设民主中国」？
雨伞运动的败落以消极的方式回应了疑问。香港历史上第一次发起非暴力不合作运动，长达79天的占领运动，并没有博得北京的妥协，习近平的强人政治，以及中央对北京重申「全面管制权」等一系列动作，让人们感觉不仅「民主中国」的目标遥不可及，就连香港自80年代被承诺的民主进程，也充满困难险阻。
人们开始质疑，香港民主运动是不是应当放下六四包袱，更著眼本地。2015年，雨伞运动后的第一个烛光晚会，学联首次表示不参加晚会，时任港大学生会会长冯敬恩表示，他们不满的正是支联会「建设民主中国」这一纲领，他们指出每年一次喊喊口号，「只是声援、不是建设」。
同样是80后的邹幸彤，也有相似的感受。长年一边做支联会义工，一边在大陆全职从事劳工NGO工作的她，在2015年决定返回香港工作。与不少年轻人一样，她同样不满当时支联会的工作进展，不同的是，她选择的是进入其中，尝试变革。
「我的出发点是，中国一定要民主化，这对当地人来说是好的，而且中国不民主化，香港一定无运行。」邹幸彤说。
「Mission太大，认识不够」
与许多香港人一样，邹幸彤的政治启蒙，始于六四。
她生于1985年。接受《立场新闻》专访时她表示，小学开始母亲年年都会带她参加烛光晚会，在集会现场，她感受到「有人为理想献出了生命」；后来她到剑桥大学攻读地球科学，每逢六四纪念日，必留在房间看支联会的晚会直播，一个人悼念。
在大学期间，她认识了流亡英国的八九民运人士，更深入理解六四，对政治、公民社会和人权议题的兴趣也愈发浓郁。2010年，她中止博士进程，回到香港，开始帮支联会做义工，不久后去大陆NGO「中国劳动透视」工作。
再次回港之前，邹幸彤在大陆劳工维权领域工作了五年，更深入理解大陆肌理，和不同组织建立了联系。重新审视支联会的工作，她发现机构在「支援爱国民主运动」方面，还可以做得更多。
例如，自2000年初互联网出现之后，「反新闻封锁部」的邮寄工作就没有继续了，面对越来越强大的防火墙，「起码可以教大家如何用VPN」？又例如，尽管目标为建设民主中国，但时隔多年，机构和大陆相关组织联系并不密切，也不够掌握公民社会最新发展。
她尝试变革。2013年，她第一次尝试参选支联会常委，没有被选上。她明白在一个历史悠久的机构，推动一些改变不容易，另一方面，自创立之初，司徒华一向重视机构的反渗透工作，在人事上相对保守。直到2014年，她成功当选常委，翌年，她返港工作。当时，她已经在港完成法律学位，开始大律师实习。
对于支联会，她想做的事很多。一方面，对于中国异见人士、政治犯的支援方面，加强不同联系，同时在香港引起更多人关心大陆政治情况；另一方面，在机构内部也推动退修，大家多讨论支联会的最终目标，是否第一位仍然是争取建设民主中国，如何争取。
「不容易，知识或行动上有很大的gap，早年有很多新闻的补充，后来就不太知道中国在发生甚么事，信息的gap越来越大，」邹幸彤说，六四事件过去快30年，无论是中国还是香港，现状都发生了很大转变，支联会仍然坚守著意义重大的使命，但「Mission太大，认识不够」。
「如果你30年不能回去大陆，你真的摸不到，可以帮的人在哪儿？」她感慨。
那数年，中国大陆的公民社会和舆论环境都快速收紧，媒体审查越发严重，非政府组织不断受到打压，2016年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通过，此后香港资金和外国资金愈发难以自主大陆机构。同时，威权管治快速蔓延到香港，香港本土情绪愈发浓烈，司徒华在上世纪80年代所期待的「和国内同胞有机会共同争取一个民主的中国」的愿望，似乎一去不复返了。
「（对中国认识）补课的速度怎么都比不上整个资讯消息的速度。」邹幸彤感觉，招募义工参与支援大陆的工作也非常困难，一方面因为危险，另一方面，港人也愈发不关心大陆情况。
到最后，她独力承担了相关的工作，走进了「一种单打独斗的地步」。到了2019年，一个人守住的阵地，也被倾覆。当年年初，她去大陆通关时被拦截，此后不能入境大陆。
不久，反修例运动汹涌爆发。大规模和平游行遭受政府漠视之后，30年前边缘的勇武和制裁手法获得了社会的支持和同情，支持和平合法的「和理非」和支持暴力抗争的勇武派达成一致，形成了「和勇不分」的局面；一些政治人物抛下了「同情中国」的包袱，以不同方式游说西方国家制中共或香港官员，以博取更大筹码，让政府听取民间诉求。
对此，中共的回应是更高压和直接的政治清算。2020年6月30日，由中国全国人大制定的港区国安法没有经过任何谘询，直接纳入《基本法》附近三在港实施。在以暴动罪、纵火罪等原有刑事罪名拘捕上万名前线示威者之后，政权再以不同国安罪名，检控不同光谱的民主派和承载最大反对声音的媒体《苹果日报》，70年代成立的教协、2002年成立的民阵，2019年运动中成立的612基金，纷纷在不同压力下宣布解散。
香港公民社会，剩下的似乎只有支联会了。
如果我们还能去尝试申请举办这样一个集会
2019年11月底，蔡耀昌独自去了一趟北京。
八九民运之后，他加入民主党，2004年开始当选支联会常委，很长时间不能入境大陆。直到2016年，北京表示放开对香港民主派的入境限制，让他们重新申请回乡证。
「我心里一直想找一个机会再去北京看看，」蔡耀昌说，他一个人去了天安门广场悼念，又会见了一名「天安门母亲」群体的成员。他感慨过去30年，世界经历了很多转变，一度，他看到中共「有一个过程是在想去改变一党专政的」，到了今天，一切大退步。
「习近平这十年将所有事情返转头，」蔡耀昌说，支联会一直抨击「一党专政」，2018年中联办时任主任王志民曾回应指，这是一个伪命题，因为中国不是一党专政，是「多党合作制」，「现在《宪法》第一条就直接插回去，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
民主爱国之路是否走到尽头？如何推进中国以及香港的民主化，在2021年的此刻，成为悬浮高空的巨大问号，就连保存支联会，也必须承受巨大的风险和压力。
在一系列退守举措之后，建制力量仍没有停止追击。8月20日，《大公》、《文汇》引述消息指支联会或涉违《港区国安法》，警方正积极跟进调查，并将调查范围扩大至其会员团体。之后消息一度传出，支联会常委已开会通过解散决定。24日，《南华早报》以肯定语气报导支联会已经决定解散。
不过，支联会留任常委对此均不作回应。梁锦威仅仅表示，支联会近日开会，因应政治时势，讨论组织的不同选项；副主席邹幸彤则回应指，根据支联会章程，是否解散需要留待会员大会决定，又指相关报导是一种「威吓」。8月30日，《明报》再报导指，有会员向该报投诉，支联会并未通知召开会员大会，质疑管理层是否拖延解散。同一日，《南华早报》报导，警方表明一个机构解散，不代表不会继续被检控。
「如果轻易解散，觉得愧对前人，愧对支记的招牌，」邹幸彤说，她承认目前机构内部有两种声音，一种认为应该「解散救人」，以机构解散换取免于检控，另一种认为「应该保存公民社会的力量，不觉得不停跪低就可以救人」。
邹幸彤尽量撑住。警方向她个人发信，表示首次引用《港区国安法》43条实施细则附表5，指有合理理由相信支联会属「外国代理人」，要求该会9月7日之前提交一系列资料，如果不交的话，最高罚款10万及监禁半年，邹表示，「我肯定会不交的，要吿就吿。」
目前，邹幸彤已有两案在身。2020年六四事件31周年，警方首次拒绝批准集会，民主派政治人物和大量市民仍自发前往维园集会，随后24名民主派人士以「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会」被捕，其中包括蔡耀昌、邹幸彤、麦海华、梁锦威、李卓人、何俊仁等支联会多人。目前，支联会主席李卓人、副主席何俊仁已判刑在囚。到了2021年，警方再次拒绝批准集会，邹幸彤以个人名义来到维园，警方之后以「涉嫌宣传未经批准集结」拘捕她，之后取消保释，邹一度还押，至8月初重新获得保释。
面对史无前例的高压形势，无论是机构抑或个人，都面对艰难的挣扎。作为支联会常委，黄志强多年来分管组织部，每年负责筹备六四烛光晚会，对于维园的地形、面积和人流管理，他如数家珍。今年，他决定于六四当晚留守家中。
「他在发癫的时候你没有理由行过去，等他发癫发完了，再算，」他说，六四当晚他一个人在家中点燃蜡烛，一整晚循环播放《民主会战胜归来》，他说自己没有喊，以往20多年，「已经喊得太多了」。
他最不能忘记，1992年，自己第一次当选常委，参与筹备晚会。站在晚会大台上，看见维园人头汹涌，人人手持蜡烛，气氛肃穆，大台上喊举起蜡烛，声音由近到远传遍辽阔的维园，烛海也从近到远波浪般升起。
「不到你控制的，眼泪就一直流。」黄志强说。
无论支联会前路如何，众人都明白，此情此景，以后难以重现。「到时候你申请地方，对不起啊，工联会申请了搞足球比赛喔，book了整个六月初，到时候（维园）空荡荡的。」麦海华说。
今年，麦海华年届70，黄志强和蔡耀昌50多，梁锦威和邹幸彤30多岁。他们一致的想法是，不会离开香港，继续留在这里，做点事。蔡耀昌说，起码争取支联会还在，或者「还有一些人在」，每年还可以去尝试申请办六四集会。
「无论最后来的是大浪中浪抑或小浪，我们都不会没有损失，但不希望是完全lost，可能之后有另一啲方法做到过去的事，」蔡耀昌说，「无论如何都好，下年是不是支联会去搞六四，或支联会是否还在，但支联会有一些人在，都有其他方式去做到部分的事。」
邹幸彤说，她已经做好一定程度的坐牢准备。她说，近日，朋友们相约饮酒，大家问的都是「你可以接受坐几耐？」
有人答：「10年。唐英杰都要坐9年，我们这些至少坐10年。」
「你会不会乐观了少少？」朋友这样回。
林卓曦投稿（RFA首发）
15.【翻墙问答】立陶宛国防部指小米、华为手机不安全
问：立陶宛国防部的国家网路安全中心最近发表了一份研究报告，指小米以及华为在当地销售的手机，内置审查功能及保安漏洞，随时被人入侵，甚至被中国政府监控，建议民众不要购买相关手机，如已购买亦应尽快弃掉，换上其他相对安全的牌子。究竟小米和华为的手机，在欧洲销售的版本有甚么问题，是否一如以往你所讲，中国牌子的手机，都是绝对不应该买？
李建军：根据立陶宛国防部的最新研究报告，华为取代Google Play而设的App Store「 AppGallery」，充斥大量有木马的应用程式，华为至少未尽作为App
Store营运商应有的保安把关责任，更加证明了华为手机绝不可靠，连华为自己的应用程式商店，都变成了木马温床。
至于小米手机的问题，就是内置的浏览器，有暗藏程式，会过滤不少中文的敏感词，虽然在立陶宛出售的版本，未有启动有关功能，但小米可以遥远启动相关功能，并且换成中文以外其他语文。而且小米的手机，会连接相当多位于阿里云和腾讯云系统的主机，纵使并非传到中国，但有关主机都肯定对用户不安全。因此，立陶宛国防部呼吁民众停用相关手机，并非外交表态，而是相当有技术数据去支持有关指控。
问：在去年，美国媒体引述网络安全专家的报道，已发现小米手机的浏览器有过度搜集用户数据，如果不用小米手机内置浏览器，改用Firefox或者Chrome，能否一劳永逸解决问题？至于华为手机没有Google
Play应用商店，又有甚么解决方法？
李建军：小米手机的问题在于作业系统本身，虽然Android是一个开放源码作业系统，但手机制造商在作业系统上僭建了甚么东西，开放源码群体其实是管不了小米公司，所以就算你改用Chrome或Firefox，都不会将问题解决，因为作业系统有些更隐蔽的问题，技术高强的黑客都不一定可以查到出来。因此，立陶宛国防部的建议是十分直接和正确，就是不要买相关的手机，或停用手上小米的手机，并无其他办法。
至于华为AppGallery，由于没有其他公认可靠的替代浏览器可以安装，再加上连AppGallery都出现问题，就不要说作业系统本身。因此，华为的手机，就算海外销售版本都不能够使用，因为手机制造商会否与中国当局合作，做一些不见得光的事，一般用户根本不可能知道，就算黑客和保安专家，都要费九牛二虎之力，先看到一些比较明显的保安问题。
问：小米除了手机之外，还有不少智能家电，其实这是否代表小米公司推出的家电海外版，都可能会对听众的私隐安全构成威胁？
李建军：智能家电一大卖点是连接互联网，既然小米可以在手机故意留下木马，那同样，在智能家电上，都可以留下窥探他人私隐的木马，只不过这些隐藏软件，未有政府或黑客查出来，所以不买中国牌子的原则，不单适用于手机，同样可以适用于智能家电，甚至任何会连接互联网的产品。现时中国当局不断升级的监控态度，令中国牌子的产品，不论海外版还是中国本地版本，都不应该使用，以保障自己的私隐安全。
问：那西方国家公司在中国制造的产品，例如手机或智能家电，又是否安全？
李建军：暂时而言，大部分西方国家公司在中国制造的产品，都不像小米或华为那样危险，但如果中国当局日后推出一些法律，迫西方国家公司就范就另作别论，如有部分公司未必能够控制中国的代工厂商与当局的合作，这也是一般用家很难控制的问题，因此，不买任何中国制造的产品，尽量选择其他国家制造的型号，其实最能保障自己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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