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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2/24
河北省头发村奸商用碎发制酱油
素有头发村之称的河北省新乐市小宅铺村，有从事头发加工生意的村民向本台证实，有奸商从碎发提炼出来的氨基酸制造酱油，这种行为令人恶心。小宅铺村大部份村民从事头发卖买生意，从各地理发店低价购入发碎，将其分类加工处理后以高价出售，利润高达250倍。（冯日遥报道）
在小宅铺村从事头发加工生意的顾老板，周五接受本台记者访问时指，他们以每斤两元的价格，从各地回收来的头发数量，每日由数百公斤至数吨不等，质地较好的长发，经处理后可以转卖往制假发的厂商，价钱由每公斤数百元至上千元不等，顾老板指，客户当中包括有氨基酸厂及酱油厂的老板，他们会购买大量碎发，用来提炼氨基酸后生产酱油。
顾老板说：“有些会送往氨基酸厂，现时河南及湖北的要量比较多，酱油厂会从那个氨基酸厂处买氨基酸液，毛发可以提炼出氨基酸，它可以用来做酱油。”
顾老板拒绝提供氨基酸厂及酱油厂老板的通讯电话，他指，他们所有头发均是通过合法途径收回来，至于被问到将头发转售的利润高达250多倍，他未有作任何回应，然后就自行挂断电话。
另一名从事头发回收工作的张小姐向记者指，每日收回来的头发，经处理后会转售予不同的厂商，例如比较长及发质较好的头发可以再加工做假发，短的及较碎的头发会卖予化工厂，头发的售价分别很大，若大量购买可以提供节扣。
张小姐说：“若头发较短，较碎，卖的价钱会较便宜，若果是长的发质较好的，会较贵，长发又分10公分，或20公分，甚至一米长的都有供应，若要的数量多，例如数百公斤或吨以上，就有会折扣，数量大折扣更大。”
管辖小宅铺村的彭安庄乡政府办公室工作人员，否认当地有人将头发用来制造酱油。她说：“没有听说有人拿头发用来制酱油的，这都没听说过，头发都转送往化工厂里去。”
新乐市民众朱先生，对有酱油商用头发弄制酱油，表示十分恐怖及令人恶心，为健康着想，他早已没有食用酱油，朱先生指责地方监管食物的部门监管不力，令大陆食品安全存在严重隐忧。
他说：“我觉得很恐怖，恶心，我们每日所食的，所饮的，都不知究竟是甚么东西，食了落肚后不知会否影响身体，我们对食品没有丝毫安全感可言，但无奈我们每日总要食饭，总要存活，真是很没办法的。”
大陆《城市信报》报道，有村民承认，转售后的头发主要用来生产豉油，而且由于收购商大多不会认真检查，他们会暗中掺入购自屠场的动物毛发。
湖南民妇被迫绝育断针留体内险送命
湖南省有妇女在被迫做结扎手术时出意外，负责手术的医护人员疏忽把断针留在妇女体内，虽然进行抢救后受害人已脱离危险，现正留院治疗。但她的丈夫追究乡政府官员责任时，对方则多番推卸。有关官员接受本台查询时，否认政府强迫民妇做绝育手术，还指称事主是出于自愿。 (文宇晴报道)
结扎手术出现意外，差点送命的湖南省桑植县马合口乡妇人邹晓芬，目前仍留院治疗。她对本台记者表示，伤口感到非常疼痛。
她说∶“打着这个点滴还没有什么大反映，就是说以后不打点滴不知道。现在伤口还有点痛，腰还有点酸了。我不知道有没有后遗症。”
邹晓芬的丈夫谷岳文忆述，周二(21日) 乡政府强行把妻子送院结扎，当时他表示妻身子弱，能否把手术延期，可是有关人员不同意，这时乡长陈华林就向他们保证不会有什么问题，更称如果发生不测后果由政府承担。可是原本只需要10多分钟的手术，结果差不多3个小时才完成。
谷岳文说，他抱着只有3个月大的女儿坐在计生局里的手术室外等了很久都未见妻子出来，那时他都未察觉出了问题，直至有数名救援人员匆匆进入手术室，并把妻子送往医院抢救时，他感到非常害怕。之后得知是由于计生办的医护人员疏忽，没有察觉有断针留在妻子的肚里，还以为手术顺利完成，后来发现时已找不到断针的位置，于是尝试自行开刀取出，可是却无法找出，最后致电120，立即把妻子送往医院进行手术。
幸好邹晓芬的性命总算抢救过来，可是当谷岳文找乡长陈华林追究责任时，对方不仅不管不问，还扬言随你们怎么告。他说∶“我妻子身体差，如果出了问题怎么办。他说出了问题由乡政府负责后果。今天早上我找他，他对我说他没有问题，你有本事可以告他。看到我爱人上医院，我好痛苦。”
对此，乡长陈华林则否认是强行对邹晓芬进行结扎手术。他说，这次纯粹是意外，政府方面会尽力协助邹晓芬。他说∶“在自愿的情况下做这个绝育手术，这不是强迫，也不是命令她。只是履行我们的职责，我们没有动手术。经过这个急救处理后没有造成太大的损伤，当然对象心理上是有一点影响，这个我们承认，也会给她损失的补助。”
邹晓芬和谷岳文异口同声地说，事件中他们是受害者，他们除了要求当局交代清楚事故原因外，也希望能责成有关人员的责任。
佛山陈村镇三千村民上访40人被捕
曾因征地赔偿问题引发万人围堵镇政府的广东省佛山市陈村镇民众，不满当局拖延解决，逾三千村民周四到广州省委办公室上访，疑事前泄露风声，三分一村民在出门前遭公安拦截，至少40人被抓捕。村民如打游击战般逃过警察封锁到达目的地，但大批公安早已到场戒备，阻止村民上访。村民示威期间遭公安拍下照片及录像，他们担心当局准备秋后算账。（冯日遥报道）
陈村镇汕涌村两千多名村民，周四下午分批到达广州省委办公室上访，村民区先生周五接受本台记者访问时指，原先上访人数多达三千多人，疑事前泄露风声，差不多三分一的村民在出门前遭公安拦阻，至少40人被公安以绑架方式抓捕。
他说：“公安来捉人时，很离谱的，村民被人用麻包袋套上，然后遭人掷上车，被捉时更遭人拳打脚踢，好似捉畜生一样，他们视村民如畜生都不如，被捉的都是村内敢为村民出声的人，这个政府真是十分离谱。”
区先生指，能够突围而出的村民，沿途遭公安追捕，情况如打游击。他说：“当时被公安追捕，追到要落田躲藏起来，连鞋都没有了，两集脚及下身全都是泥，然后赤脚走数十公里路，然后再搭车到省委办，过程如走难一般，很凄凉。”
到了省委办门外，当局早已调派大批武警驻守并设下封锁线，禁止任何人走近，省委办公室没有派人见村民，地方政府人员不断在场劝村民离开，村民最后在门外逗留近一个小时后自行离去。
区先生指，上访期间公安及政府人员不断对村民拍照及录像，村民担心遭当局秋后算账。他说：“门外除了有省政府的人员，亦有很多本镇的政府人员，他们不停在村民旁边拍照及录像，好似是要将所有参予上访的村民的面貌拍下来做纪录，村民都感到有些惊，怕回来后会遭秋后算账。”
区先生指，公安手上有抓捕名单，人数有近一百人，自上月底逾万名村民不满征地赔偿围堵镇政府遭警方施放催泪弹镇压后，有近百人被抓捕，至今仍有30多人未被释放。周四到省委办公室上访后，当局已加强对互联网的监控，村民上访的事宜已遭当局严密封锁。
记者多次致电陈村镇政府办公室，电话一直没有人接听，而对上次接受记者访问的村委罗先生，获悉记者来电查问上访事宜时，指记者打错电话，然后挂断电话。
而佛山市公安局办公室人员，拒绝回应记者任何提问。
村民指，陈村镇政府以建高速公路工程为由，去年向仙涌村征收900多亩的年桔土地，当时村官承诺给每名村民赔偿4万8千人民币，但村官只给了每个村民8000元补偿金，引起村民不满，村民一直拒搬至今。上月底，多名拒迁村民遭受雇于地方政府的黑社会人员持刀袭击受伤，逾万名村民连日包围镇政府抗议，多次爆发警民冲突，造成8名村民受伤留院，一人情况危重。警方施放多枚催泪弹驱散群众。
上海百岁女人瑞将失家园 江苏七旬夫妇已无家可归
大陆新的拆迁条例仍在公众谘询阶段，当局的强拆行动可肆无忌惮继续进行，连百岁人瑞的祖屋也不能幸免。上海市浦东新区一名刚满100岁的女村民，正面对无家可归的命运。而江苏省亦有年迈夫妇已遭暴力强拆，严寒下无处栖身，目前不知如何是好。 (文宇晴报道)
还有约两个月的时间便是新年，临近岁晚，各地的拆迁行动不但没有停止，甚至还对上了年纪的拆迁户进行暴力强迁。其中居住在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江镇丶年满100岁的村民吴二妹都不放过。
吴二妹的女婿朱先生在接受本台记者访问时表示，当局最近加大力度对他们的村进行强拆，他的房屋周四晚就被镇政府等多个部门派来的200多人员强拆，数名不愿不肯离开家园的村民被人员强行拖出时受伤，更有不少村民在阻止时被打伤。当时的情况很混乱，有村民打算拍下强迁的片段或是照片时，相机和手机均被强迁人员没收。
朱先生又说，虽然年满100周岁的外母吴二妹的房屋暂时未被强拆，不过当局称，未来几天会再来动工，令老人感到很伤心。
他说∶“她肯定不高兴了，日本人的时候丶国民党的时候都没有发生这种事的。她不愿意搬出去。她很简单地说一句话，要老百姓的房子给拆掉，对老百姓好像就是给得少丶不愿意给丶舍不得。我们浦东有一个说法，要人家的东西要了，给人家就是舍不得给人家。她老人家就是这样简单地表达了这个意思。”
本台致电张江镇政府了情况时，接线的人员承认有拆迁的行动。
她说∶“快要收回了，有些已经动工了。这个我们不是具体在搞拆迁工作的，你问我那些我们也没法回答。”
除了年老的吴二妹将面临无家可归外，江苏省无锡市一对年过70的老夫妇邵毓芳和袁荣生居住多年的房屋也遭强拆。目击整个过程的朋友郑汝东表示，周三清晨6时许，刚在睡梦中醒来不久的邵毓芳和袁荣生，便被百多名身穿城管制服的人员强行拖出家门，并连拖带扛上了一部汽车。其中邵毓芳要求把衣裤穿好，以及上个厕所，但都遭到拒绝。
他说∶“她已经有心理准备了，她说你来拆我的房子可以的，那我穿好衣服丶鞋子丶袜子，上个厕所，自己走出去，他说不要。外套没有穿，穿那个内衣内裤，光着脚。只有几分钟的时间上就把她摔到那驾面包车上面。”
袁荣生和邵毓芳被强行带到一间宾馆扣押长达2小时后才获释，可是他们的房屋已被夷为平地。拆迁行动为两位老人家带来伤害，郑汝东说，他曾担心有心脏病的袁荣生会出事，也不敢对他说房子已拆掉。他说∶“我师傅有高血压心脏病的，我报喜不报忧，不要再雪上加霜。我说没事，反正中国这个事，你们要安静养好身体，咱们慢慢走维权的路。”
本台曾致电这对无家可归的年老夫妇，但他们的电话已停止服务。
郑汝东说，目前两老暂时居住在简陋的宾馆，希望当局能尽快妥善他们，还他们一个公道。
膝彪与张永攀探访范亚峰母亲被警殴打
北京基督徒家庭教会领袖范亚峰被释放回家后，仍然遭到软禁，一直被阻止与外界联络。维权律师膝彪与山东维权人士张永攀，周四晚探望范亚峰母亲时，遭到警员阻挠及殴打，个人物品被夺并送到派出所。膝彪指责警员野蛮和不讲道理，行为犹如流氓。（林静报道）
正在家休息的滕彪律师周五向本台表示，他的伤势并不算严重但仍有疼痛。自范亚峰被软禁后未知其母亲的近况，因此周四晚上，相约张永攀到海淀区范亚峰母亲居所探望。不料，当他们刚进入范母的家门，就被两名便衣人员随后跟上，保安围住二人要他们出示身份证，但滕彪二人拒绝，对方就使用武力，更在多名警员的协助下把他们推上警车殴打，送往双榆树派出所。
滕彪说：“有一个协警加一便衣来到不给我们进去，但还是进去了，要看我们的证件，我要他们出示证件，他们不肯。其后更多警察来，行为很粗暴把我们按在地上，抢走我们的东西，领带给扯断毛衣给撕破了。”
滕彪律师指，他们被送到派出所时，不但要带上手铐，两人的眼镜和手机均被警员抢夺。在派出所问话期间，警员再次使用暴力， 更对滕彪出言恐吓。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暴力调查，在没有立案的情况下，警员把他们送回家。他说：“他们是漠视法律，在派出所内更威胁说会打死我，把我找地方埋掉。证明那些警员的质素非常低。”
滕彪表示，感激许志永丶董前勇丶黎雄兵丶张凯丶温海波等维权律师及包括莫之许在内的一班维权人士闻讯赶往派出所声援，迫使警方尽快放人。他说，没有想过警员视法律为无物到如此地步，虽然伤势未至于要入院检查，但不排除保留追究权利。
另一被殴打的山东维权人士张永攀表示，他主要是手部被扭伤和割伤。对于局方的野蛮执法，他表示非常气愤，指责警员不讲道理，行为犹如流氓。他说：“我们跟那些国保评理，我们说你们的行为等同流氓，而他们说我就是流氓如何？他们把我们推上车就殴打，打了我两拳，滕彪三拳吧，去到派出所亦有。”
他指，和滕彪探望年纪老迈的范妈妈一心想为老人家提供生活协助，警方不但软禁范亚峰阻止他与外界接触，现在连范妈妈亦不放过，行为极不人道。他说：“我们觉得警方在这事情上不用那么激动。当晚范妈妈????惊惊的，国保的态度很凶要她回避，她不竟是一个老人家，在情在理也不对。我觉得他们是要打击支持范亚峰的人士。”
北京基督教圣山家庭教会负责人范亚峰博士，于诺贝尔和平奖颁授予刘晓波前夕被国保带走软禁，上周六被释放回家。但范亚峰以及其妻儿，一直被软禁在家中，无人能探望，电话亦一并被截断。 范亚峰返家当晚，多位维权律师包括张凯丶李和平丶董前勇等，前往圣山教会办公室，试图打探范亚峰消息，但被在场警员驱赶发生推撞，一行人被强行送到派出所拘押。
中国家庭教会过去一年历尽艰辛
圣诞节是普天同庆的日子，但对于中国家庭教会的成员，过去一年是艰辛的一年。教会受打压令教友无安稳的聚会地点，教会负责人被软禁拘留。与此同时，家庭教会却更稳固发展，教友的心志亦更坚定。他们祝愿中国享有真正的宗教自由。（姬励思报道）
四川省成都市秋雨教会负责人王怡，周五下午突然被公安从教堂带走。该教会教友王女士对本台粤语组表示，当局在无任何手续下把王怡带走，估计是要阻挠他们举行圣诞晚会。她说：上楼的有二丶三十人，外面还有很多。为了阻挠今天晚上的活动，强行把他带走。我们都举行了四年，今年就不让。
王女士说，他们会按照原定的计划进行聚会。
另一方面，北京圣山教会亦正经历波折，负责人范亚峰及家人仍被软禁，并隔绝与外界的通讯，试图前往探望他的人士就遭到殴打。本身是圣山教会成员的北京维权律师江天勇表示，过去一年是家庭教会艰辛的一年，尤其是南非的洛桑宗教会议后，当局对家庭教会的打压，更趋严重。
江天勇说：我觉得这一年是官方对家庭教会狠手打压的一年，尤其是中国家庭教会准备参加南非举行的基督教会议，这些成员纷纷被禁出境后，官方对家庭教会的打压尤其明显。
不过，压力愈大丶斗心愈强，江天勇说，家庭教会在过去一年却更稳固地发展。“通过官方的打压，家庭教会逐渐走向成熟，外界才知道有这么多家庭教会在活跃，官方之所以打压，也是看到教会发展，认为对他们构成威胁。”
广州良人教会牧师王岛也有同感，他表示良人教会在过去一年亦受到当局很大的迫害，他被囚禁，教会被迫不停更换聚会地点，但教友的心志却更坚定。他说：我们这一年就是遭到很大的迫害，我自己失去自由，被关在监狱，现在仍是取保候审，聚会的地方今年一直搬家，一直被赶，试过在公园聚会。但是我们教友的都在成长，我们的人数也在增加。
王岛相信，未来一年，当局对家庭教会的打压会更加严厉，同时亦会针对高校的基督徒人数逐渐增加。他说：听说从现时到明年的4月，当局有一个叫震慑行动，针对家庭教会的，有消息揭露出来。还有厦门大学亦有消息说，因为现时校园团契非常活跃，当局准备把基督徒清除出教师队伍，我们会做好准备，还是会比较艰辛。
相对于北京及广州，浙江省杭州市的家庭教会就比较幸运。本身是当地家庭教会成员的维权人士昝爱宗表示，自从2006年发生萧山教会被暴力拆卸，造成多名教友受伤，数十名教友被抓后，地方政府逐渐了解到压迫反而造成反效果，因而逐步放松对非官方宗教活动的控制。
他们都异口同声地祝愿中国未来享有真正的宗教自由，此外，被囚禁的家庭教会成员早日获释。
服刑七年获释的宁先华对涉足民主路永不言悔
因“颠覆国家政权罪”监禁七年的辽宁省异见人士宁先华，刑满出狱后不单要重新适应已脱节的社会，还要为生活费和医疗费苦恼。他表示父亲在他出狱前离世对他打击甚大。回顾过去涉足崎岖的民主之路，宁先华表示永不言悔。（林静报道）
已经离开监狱回到家里的宁先华，在平安夜接受本台记者的专访，回顾七年的冤狱，他仍然坚持这一句说话：“我做事从来不后悔，这个没有后不后悔。社会变化很大，我要适应一下现在的生活，不竟坐牢七年了。”
本月十四日，宁先华在家人的迎接下，离开剥夺了他七年光阴的辽宁锦州监狱，其后返到渖阳老家。但宁先华未有过份的喜悦，因为他知道，在他离开监狱前一年，八十多岁的父亲离世，当时家人不敢将真相相告。
宁先华得知噩耗心里一直未能平伏，怪责自己无法照顾父亲，及不能见其最后一面。他说，出狱后发现已跟社会脱节，感觉非常陌生，由于需要一段时间重新领取身份证明文件，所以他每日都会外出走走。现时他最希望的，就是尽快能找一份工作，减低家中的经济负担。单靠母亲每月约一千元的退休金，根本不足够一家三口使用。
他说：“现在生活非常困难，父亲去世后，就是靠我妈一千二百元退休金，现在还要养我这个50岁的儿子，我底下还有一个二十五岁的女儿待着这。”
宁先华在服刑期间生活非常艰苦，糖尿病丶心脏都是在监狱中感染上的。自己将近半百，又抱病在身，担心无人愿意聘请他，但每月的医药费亦不少，对前路他亦感到迷惘。他说：“我现在一个年用的胰岛素约三千元，每月也要二丶三百多元，都只是维持基本治疗，其他事情仍在理顺当中。”
过去因争取民主而被关进大牢，宁先华表示不愿多谈，因为他仍被剥夺政治权利两年，不能发表与政治有关的意见。但他指，幸好政府至今未有派员监视他或阻挠他的日常活动，他感谢朋友和传媒对他的关心，但他表示，路是自己的，未来的路仍要靠自己一步步的走出来，他会积极面对人生。
而宁先华的母亲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他未有怪责儿子因参与民主活动而失去七年光阴，甚至无法见到父亲最后一面。她心痛儿子在狱中得上重病而狱方未有给予应有治疗。现在靠她每月一点的退休金，担心无法把他的病治好，唯有寄望儿子早日找到工作。
宁妈妈表示不担心外界会歧视他，相信上天自会安排。她说：“我不怪他，怪他有甚么用，我支持他的，他也够烦了。我担心即使要工作也工作不了，他在里面呆了七年，外面的情况他一点都不熟悉，我儿子在监狱给呆傻了。”
现年49岁的宁先华在89年民运期间，组织渖阳市民声援团并出任总指挥，组织和领导当地民众游行示威。之后被当局以“非法组织头目”的罪名被捕，关押三个月后释放。自此宁先华一直参与民运的筹划工作。
1998年9月，宁先华与王泽臣丶孔佑平等人筹建中国民主党辽宁党部，曾发表致江泽民的公开信丶绝食声明等一系列活动，要求推进中国的政治民主丶结束中共一党专制，释放被关押的民运人士，重新评价“六四”等等。
此后，他被长期监控，经常被传讯丶跟踪。2000年5月，宁先华联同多名辽宁民运人士，再次向江泽民致公开信要求平反“六四”。2003年11月，他因在网路上发表支援组建中国民主党及组建工会的文章被捕。渖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颠覆国家政权罪”，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2年。上诉后，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改判宁先华有期徒刑7年。
联合国报告批评中国禁牧令侵犯牧民权利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食品专员结束访华之行，他批评中国的禁牧令侵犯牧民的生存权利，当局应重新评估涉及内蒙古及牧民的重新安置政策，海外西藏组织指，该项政策令藏族牧民生活造成极大困难，要求中国检讨并中止该项政策。（海蓝报道）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食品权利特别报告员德舒特（Olivier De Schutter）周四结束在中国9天之行。联合国发表初步报告指，中国内蒙古及西藏地区的牧民受到禁牧令丶强制圈养政策的负面影响，这些政策原为了防止环境灾难，牧民不应因为这些政策而出售牲畜及接受重新安置。
德舒特表示，在过去三十年里，中国在经济取得明显进步，同时粮食安全问题大大改善，但是耕地缩减丶土地退化使中国现有农产业能力面临挑战，城乡差距亦挑战中国人的粮食权利。
另外，在印度的西藏人权民主中心指，联合国人权事务处高级专员办事处周四发表报告，建议中国当局向牧民社区谘询过去及现在的政策，然后作评估及研究所有选择。藏族农民及牧民在《经济丶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保障下，拥有畜牧生存权利。
中国官方的“退牧还草”政策及“退耕还林”政策，为藏民带来混乱，这项政策令数以万计藏族牧民，自二千年以来，生活造成极大的困难。藏族牧民从原居地迁至政府安排的房屋居住，但只获部分资助，牧民失去谋生技能，而政府的短期资助，他们在县城只能当司机丶建筑工人或店员维持生计，令他们陷入经济困境。
该组织发言人江白木浪表示，他们赞同联合国有关牧民的报告部分，联合国专员提到，要尊重牧区的藏民，他们有没有这个愿望及意图重新安置，这项政策是强迫性，牧民没有权利，他们现在要面对多年生存的方式被迫改变，整个藏区大约有一百二十万牧民，该组织希望检讨并且中止这项政策。他说：这项工程没有藏民的参与，他们是被强迫参与安置工程，希望中国当局让当地藏民以自愿方式来参与。
青海省玉树州藏民普错向记者表示，该州有两个牧民县的藏民受到这项政策影响，以往他们做牧民平均一年十多万元收入，现在迁到县城定居，生活大受影响，大约每年二丶三万元收入，政府每年只补贴每户四千元。
西藏女作家唯色则表示，她在2007年曾经去青海省格尔木的“生态移民新村”，那里住有从玉树州迁过去的牧民，从各个方面来讲，这些生态牧民在文化丶生活及习俗都发生非常大的变化，例如一些牧民表示，他们思念故乡，但现在牲畜丶土地及牧场都没有，生活补助有限。她说：像在格尔木的这个地方，他们没有其他的生活技能，就是说政府有这样大规模的迁移之后，对藏民未来的生活安排，他们应该有一个长远的计划和安排。
唯色又指，另外，从精神方面来讲，他们很空虚，因为没有寺院及宗教场所，对藏民来说，神灵的文化包括佛教文化都贯穿生活中，这方面也很重要。
骗子借维权律师杨在新名义骗其客户一千多元
广西维权律师杨在新代理村民告官案件时，有骗子以他的名义骗取村民一千多元。杨律师怀疑手机被监听，有人借此向骗子提供他与村民通话的内容，令骗子诈骗成功。（维灵报道）
广西维权律师杨在新周五到桂林市办案，并通过电话与桂林市灵川县的村民阳先生相约好了于下午五点左右会面。杨律师到了会面的地点后，一直未见村民阳先生出现。于是询问村民阳先生的情况。
阳先生表示先前与杨律师通完电话后不久，又接到另外一个电话，讲话的声音与杨律师差不多，这个人称自己是杨律师，因为在南宁出现一些状况，明天才能到桂林。并说自己手头紧，希望村民阳先生先打一点旅费到他的另一个帐号上，结果村民阳先生按这个杨律师提供的帐号将一千一百元打到他的帐号上，村民阳先生接到杨律师的电话后，才知道受骗。
杨律师表示，他与村民阳先生是通过手提电话通话的，谈话的内容应该只有他与阳先生知道，他不知道这位骗子是如何获取他们的通话资料。他说：“我们认为是通过监听手机才能知道我们的讲话内容以及行踪的，不然的话，他们怎知道今日下午我与村民会面呢。”
受骗的村民阳先生表示，他们找杨律师代理的案件主要是涉及到当地林业部门毁林造林的案件，当地的村民上访超过三年都未有解决，所以他们决定请杨律师帮他们打官司。他说：“这是一个违规操作，烧毁水云林，毁林造林的案件，他们为了在水云林上种桉树，受到当村民的反对。因为政府要我们不要上访，要走律师程序，所以我们就请杨律师过来帮忙。”
杨律师表示，他按村民阳先生提供的电话，与这个骗子通过电话，问他是什么人，如何取得通话资料等。当骗子得知诈骗成功的时候，对着杨律师进行破口大骂，态度十分嚣张。
上海教师公寓大火三官员被刑拘
上海教师公寓大火发生超过一个月后，当局刑拘了三名官员，而此前被指造成大火遭刑拘的电焊工，目前情况未明。有维权律师认为，有关事件的信息不够公开透明。（毕子默报道）
官方新华社周四报道，在上海胶州路教师公寓大火发生超过一个月后，三名上海官员因涉对事件负有法律责任被刑拘。被拘的三人都是静安区建交委官员，包括主任高伟忠丶综合科科长周建民丶以及建管办副主任张权。当局将对他们展开刑事立案侦查，他们三人被指控涉嫌滥用职权罪等罪名。而在此前，当局已经在大火后快速逮捕了数名无证电焊工，理由是他们涉嫌违规操作引致大火，以及在稍后刑拘了静安区建设总公司丶静安区建筑工程监理公司等相关责任单位的责任人。
北京维权律师张凯在上海大火发生后首先发表声明，愿意无偿为事件中被拘的电焊工作辩护。他周五在接受本台记者访问时表示，至今未有电工或家属跟他联系。据他从各种渠道了解到，这批电工目前尚未获释，但外界无法得知他们现时的准确情况。张凯认为，在这次公共事件中，关键问题不是当局拘捕了多少官员，而是当局是否能够做到信息公开透明。
上海胶州路28层教师公寓上月15日发生大火，造成至少58人遇难。上海市委书记丶中央政治局委员俞正声在本周召开的第九届上海市委第十四次全会上表示，“11.15”特大火灾事故是上海永远不能忘怀的一件大事，绝不能回避，更不能轻轻放过。不过当局至今未有公布遇难者名单。
刘云书评：《政治改革大博弈》
各位听众你们好，周五的《书林漫步》又到了。我是节目主持人刘云。上周跟各位听众介绍的书是学者用批判思维检视中国的政治体制。今天要介绍的，虽然有多名作者，但是，围绕的议题只有一个，就是中国总理温家宝在短短四十天内七度谈政改。
港大中国传媒研究计划主管钱钢负责编辑的新书，主题名为《政治改革大博弈》副题则是温家宝七谈政改风波。引发这本书的出现与温家宝自今年三月宣读《政府工作报告》时，已明确提出深入推进政务公开，完善各公开办事制度和行政覆议制度，让权力在阳下运行有关。
但是，政改之谈则在八月下旬至九月底，他却突然间密集式在不同场合中讲，立时引起媒体丶公共知识分子在自己的博客或微博对政改之谈作出回应丶见解丶洞察或分析。
刹时间，这单一议题在媒体间闹得沸沸扬扬，曾于中国境内多个媒体工作包括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任总策划的钱钢，立即发挥媒体人敏锐的触觉，把这重要议题进行文献纪录，把报纸丶博客或微博中有关这议题的文章，进行辑录后再挑选，再将之分为四个不同章节铺陈。四个章节分为“温家宝释放强烈信号？”丶姓“资”姓“社”--又来了！丶风雨无阻，至死方休，及“郑青原”是谁？
不过，每章节之前，钱钢下了工夫，有了导读。
他说：“做一个解说，做一个深入浅出的说明，告诉大家怎么看，你要引导读者怎样看懂这篇文章。看懂了，这篇文章的奥妙在那里。其实，没有一篇文章说我反对温家宝，但是，当你再一看，文章说的跟温家宝所讲的真不一样。”
在众多文章中，真的未见有文章直言“反对温家宝政改之说”，只不过，仍沿用惯常的迂回路线。钱钢认为温家宝在南巡出席深圳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时讲政改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时刻，因为媒体报道标题大细也会因地域有异，位于南方的报纸如广州的《新快报》及香港的《大公报》则用了全版，除标题外还配上大张相片，相反，北京的《新京报》则只有标题而已。
温家宝深圳谈政改后，民间立即聚焦随后而致的中国主席胡锦涛到深圳的讲话，九月六日他在庆祝大会上谓“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加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元善和发展，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丶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要扩大社会主义民主……”言词的含糊，相对温总八月廿七日的全国依法行政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明显有别，温家宝在讲话中曾谓“在和平建设时期，执政党的最大危险是腐败。而孳生腐败的根本原因是权力得不到有效监督和制约。这个问题解决不好，政权的性质就会改变，就会“人亡政息”，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极为严峻的重大考验。……人民群众直接监督政府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究竟中共政权是否决心进行政改，其实，书中收录的文章可为支持如中央党校的《学习时报》与反对支持的，同样收录记载。反对的就以九月十六日代表共产党立场的杂志《求是》发表的文章最为明显，该文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优势与基本特征--划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同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界限》，其实内容跟过去中国共产党三番四次确立自己独有的路线，否定西方的存有的民主或多党轮替制度等的论述，并无新意。但是，它就再次被搬出来。
新书发布当天，城中数名熟暗中国政情的人士包括程翔丶吴康文等都有出席，纵使各人总结时都谓，对中国改革前路仍抱乐观。一年过去了，政制改革的前路仍举步维艰，究其原因，书中收录了原解放国防大学当代中国编辑室主任辛子陵先生被临时取消在北京三味书屋发表的演词，便可知端倪。
他说：“在高干子弟中出了2932名亿万富翁，平均每人财产6亿7千万，这不能不影响到我们政权的性质。……现在，共产党内事实上有三派：官僚资本主义派丶毛派和民主社会主义派。”官僚资本主义派是当权派，控制着国有企业，控制着媒体及国家机关，他们的不进也不退，喊着丶想着兼做的都是“维?g”丶毛派是粉碎“四人帮”后政治上失意，代表工农弱势群体的，他们以“公平正义”来夺取话语权，而民主社会主义派则是党内以胡耀邦丶赵紫阳为代表的民主派。他们虽然“不显山，不露水，不组党，不组派”，但是，他们就是忧国忧民，主张把公平和效率统一起来，且已经水到渠成，呼之欲出，并将是主导中国的未来。
究竟谁是民主社会主义派，辛子陵没说，但是，他就把恩格斯的话送予党内各派，最后就用这句说话作为节目结尾，恩格斯说“老的万应灵药已经失效了。各个阶级的有思想的人，开始看到必须开辟一条新的道路，而这条道路只能是走向民主制的道路。”
胡少江评论：北京“治堵新政”中的特权和歧视
蕴量多时的北京市“治堵新政”终于在昨天出台了。近几年来，随着机动车保有量的快速增长，堵车已经成为北京市的一大公害。据官方媒体自己的报道，一段只有几公里的路程，步行一个小时便可以到达，但是在臃堵严重的时候行车则需要三丶四个小时。至于在北京城外的高速路上等着进城的车辆，也常常一堵就是一百多公里。一个“堵”字已经成为国内外传媒形容北京时适用得最频繁的词汇。
数年前，北京大学的一位经济学教授曾经在一次采访时歌颂过北京的堵车现像，说他“把堵车看成是一个城市繁荣的标志，是一件值得欣喜的事情。如果一个城市没有堵车，那它的经济也可能凋零衰败”。不知道那位教授如今是否仍然为北京市的堵车现像而“欣喜”，但是我想北京市绝大多数的市民面对有如“超级停车场”般的北京道路，他们的感觉一定不会是“欣喜”。
公平地讲，堵车现像并非北京特有，在世界其他的大城市也常见；但是堵车的程度有如近年来北京这般严重的，的确不多见。现在北京市政府终于下决心公开治堵了，这是一个进步，应该支持。北京市的治堵方案中有不少措施是对的，例如限制每年新增机动车的数量丶调整机动车停车收费标准丶控制高峰期进入城区的车辆等等。这些常识性的措施，世界上其他大城市早就施行了，北京也早就该如此了。当然，“亡羊补牢，尤未为晚”，晚办总比不办好。
不过，细读北京市政府的“治堵新政”（《北京市政府关于进一步推进首都交通科学发展加大力度缓解交通拥堵工作的意见》京政发[2010]42号），不难发现一个重要的含混之处。根据这份文件，“治堵新政”中关于限制新增机动车的条款似乎并不适用于中共国家机关以及军队丶武警等单位。文件明文规定，限制增量的约束只针对“本市各级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在北京市政府的新闻发布会上，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对这个含混之处也没有作出澄清。
假若果真如此，不能不说这是北京“治堵新政”的一个败笔。一是因为中央国家机关北京市内最大的机动车所有者，他们每年耗费大量的国家财政购买豪华轿车，且用于购买车辆的支出对公众没有任何透明度，控制新增车辆必须从他们做起，否则就不公平。其次，北京市内的道路上，最不遵守交通规则的正是挂着中央机关和军队武警牌照的小汽车，他们的横冲直撞增加了北京道路的臃堵，如果他们仍然享受特权，这个治堵就没效率。
北京的“治堵新政”不仅透着特权意识，而且还有明显的歧视。例如，文件规定外地进京车辆在特定时间段不能进入五环以内的市区。这一规定断无道理。北京市中国的首都，北京的道路建设集中了全国的财政力量。在道路使用权上仅以本地和外地人为标准来划分，无疑是将外地人当作二等公民看待，是一种明显的歧视。假如中国真的是一个法治社会，各省市应该联合向法院状告北京市政府的这一歧视政策。
城市道路的建设受到空间和财政力量的限制，发展公共交通也难立竿见影。以北京市当前的机车尾气污染和道路臃堵的现状看，控制小汽车的增量和流量的确是唯一有效的办法。但是这个控制应该是对除了公共交通和应急车辆以外的一切车辆一视同仁。在这方面北京可以向伦敦等国际都市学习。在伦敦，周一至周五早七点至晚七点对所有的小轿车都一视同仁地征收交通拥挤费，中央政府的车辆也不例外。伦敦的这一措施不仅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交通臃堵现像，而且也增加了改善道路和公共交通的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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