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05/14
**赵紫阳亲述历史反对六四镇压
已故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被软禁期间，秘密录制了长达三十小时的自白录音带。录音带在六四事件20周年之前首度公开。录音带内容提及他从政十年及六四镇压民主运动的经过。有关录音已编辑成书，本月下旬分中英文出版。赵紫阳的助手鲍彤表示该书有重大的意义，而鲍彤的儿子鲍朴参与了此书的剪辑编辑。（姬励思报道）
赵紫阳在录音中，形容六四事件是一场震惊世界的悲剧，他并指出这场悲剧是无可避免。(赵紫阳录音： 6月3日晚上，我与家人坐在庭院，听到密集枪声，一场震惊世界的悲剧，是无法避免。)
赵紫阳强烈反对武力镇压民主运动，他说，无论如何，他都不会做一个动员军队镇压学生的总书记。他又指政府把六四定性为暴乱是站不住脚。(录音：把六四定性为反革命动乱能否站得住脚，学生一直是守秩序，很多资料显示，解放军被围攻时，是学生出来帮助解放军。)
赵紫阳认为，学生跟本无意推翻共产党。(录音: 说这场动乱的目的是要颠覆共和国，推翻共产党，这方面又有什么材料？在学潮期间，学生提出过很多口号、要求，如果要跟共产党作对，物价这个闻感的议题，学生们为什么不利用呢？)
赵紫阳还透露，已故中共元老邓小平，经常在元老之间坚持己见。他形容民主只是空话。此外，赵紫阳认为，如果中国不朝着西方的议会民主制度前进，推动新闻自由，无法化解腐败及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
听过录音带的赵紫阳助手鲍彤对本台粤语组表示，录音带中确是赵紫阳的声音。鲍彤说，六四本身是一件大事，由赵紫阳亲述，意义更重大。他说：是赵紫阳的，而且是很有价值的东西。我听的那段大约五、
六分钟，讲的是六四，这是他自己来谈他亲身经历的事情，这件事本身就是重要的事情。他又是亲身经历的决策人之一，这个意义很清楚。
将录音带编辑成书是由一组工作人员负责，鲍彤的儿子鲍朴参与其中。鲍朴表示现时不便透露如何取得录音带，而整个出书过程历时四年，是群体的努力，其中经历不少的困难。他说：从知道有这个录音带到拿到，已经花了两年的时间，再去翻译整理，共用了四年。就是拿到录音带本身已是很困难的过程，但如何拿到我现在不能讲。我希望有一天能把这些事说出来，因为很多人为此作出努力，应被大家记住。
鲍朴说，赵紫阳在录音中叙述了他从担任总理、六四事件、他被软禁等期间的亲身经历，其中令他印象最深的是赵紫阳谈及如何试图避免血腥镇压的过程。他说：对我来说（印象最深的）当然是89年，他想尽力避免流血作过很多努力，这是很难的，当时大家都情绪高涨，结果还是发生了，但这个过程惊心动魄。
鲍朴说，赵紫阳没有留下任何指示，但他相信赵紫阳肯定希望他的自白可以留存于世。他一直把六四20周年作为他成书的期限，认为更有意义。现时录音已集结成书，名为《改革历程》，将分别于五月中及下旬以中英文出版。
赵紫阳1919年出生于河南省滑县一个地主家庭，19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曾经在广东、内蒙古和四川担任党政领导工作。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分别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及出任国务院总理，1987年出任总书记，期间致力经济改革的同时，也力求在政治方面有所突破。1989年学生民主的运动期间。赵紫阳亲自前往天安门广场，试图说服学生放弃绝食抗争，并反对武力镇压学生运动。他被中央指责为在关键时刻支持动乱分裂党，在1989年6月被撤职，其后一直被软禁。2005年1月17日于北京病逝，终年85岁。
**赵紫阳：“六四”问题应当是非常清楚了--摘自录音回忆《改革历程》（赵紫阳
着）
中国共产党前总书记赵紫阳，在1989年六四事件中因反对镇压被撤职，随后一直被软禁到2005年去世。在被软禁期间，赵紫阳录制了长达三十小时的自白录音带，至在录音中叙述了他从担任总理、六四事件以及被软禁等期间的亲身经历，包括如何试图避免六四血腥镇压的过程。这些录音带已被集结成书，名为《改革历程》，将分别于五月中及下旬以中英文出版。
第一部分：
6月3日夜，我正同家人在院子里乘凉，听到街上有密集的枪声。一场举世震惊的悲剧终于未能避免地发生了。
“六四”悲剧三年后，我记下了这些材料，这场悲剧已经过去好多年了。这场风波的积极分子，除少数人逃出国外，大部分人被抓、被判、被反覆审问。情况现在应当是非常清楚了，应该说以下三个问题可以回答了：
第一，当时说学潮是一场有领导、有计划、有预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现在可以问一下，究竟是什么人在领导？如何计划，如何预谋的？有哪些材料能够说明这一点？还说党内有黑手，黑手是谁呀？
第二，说这场动乱的目的是要颠覆共和国，推翻共产党，这方面又有什么材料？我当时就说过，多数人是要我们改正错误，而不是要根本上推翻我们的制度。这么多年过去了，审讯中得到什么材料？究竟是我说得对还是他们说得对？许多外出的民运分子都说，他们在“六四”前，还是希望党往好处改变。“六四”以后，党使他们完全绝望，使他们和党处在对立的方面。在学潮期间，学生提出过很多口号、要求，但就是没有提物价问题，而当时物价问题是社会上很大的热点，是很容易引起共鸣的。学生们要和共产党作对，这么敏感的问题他们为什么不利用呢？提这样的问题不是更能动员群众吗？学生不提物价问题，可见学生们知道物价问题涉及改革，如果直接提出物价问题动员群众，实际上要反对、否定改革。可见不是这种情况。
第三，将“六四”定性为反革命暴乱，能不能站得住脚？学生一直是守秩序的，不少材料说明，在解放军遭到围攻时候，许多地方反而是学生出来保护解放军。大量市民阻拦解放军进城，究竟是为了什么？是要推翻共和国吗？当然，那么多人的行动，总有极少数人混在人群里面攻打解放军，但那是一种混乱情况。北京市不少流氓、流窜犯、盲流分子乘机闹事，那是完全可能的。难道能把这些行为说成是广大市民、学生的行为吗？这个问题到现在应当很清楚了。
第二部分：
当时就是说，1987年中央领导班子改组，耀邦辞职以后，面临着一个声势浩大的反自由化运动。在这种情况下，不反是不可能的。当时有一种很大的力量，要乘反自由化来大肆批判三中全会的路线，要否定改革开放政策。而我如何顶住这股势力，如何把反自由化控制起来。不使扩大化，不涉及经济领域;尽量缩小范围，尽量减少一些思想混乱，这是一个方面。
再一个方面就是对人的处理的问题。要不要处理人，伤害人。如何少处理人，不过多伤害人，这也是我当时面对最头痛的问题。
反自由化一来，一些老人们劲头很大，极左势力也很大，想要整很多人。邓小平一向主张对党内一些搞自由化的人作出严肃处理。王震等其他几位老人也是如此。邓力群，胡乔木等人更是想乘机把一些人置于死地而后快。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如何在这次反自由化中尽量少伤害一些人，保护一些人，即使没法避免也力求伤害得轻一些，这是一件比较麻烦的问题。
一开始，在制定中央四号文件时，为了少伤害一些人，对如何处理在反自由化中犯错误的人作出了严格的规定。文件提出：需要在报刊上点名批判和组织处理的，只是个别公开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屡教不改而影响很大的党员，并且要经中央批准。还指出，对有些持系统错误观点的人，可以在党的生活会上进行同志式的批评，允许保留意见，采取和缓的方式。
以后，我在宣传部长会议上和其他场合还讲了在思想文化领域要团结绝大多数人的问题，指出包括有这样或那样片面错误观点的人，都要团结。我还指出，在从事思想理论文化领域工作的党员中，既鲜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热心改革开放的人固然不少，但也有些人拥护四项基本原则，而有些保守僵化，也不少的人热心改革开放，而讲了些过头的话，出格的话。既不要把前者看成是教条主义，也不要把后者看成是自由化分子，都是要教育团结的人。我当时有意识地强调反自由化时候把有点自由化错误的人和有点僵化保守的人，都说成属于认识上的片面性，就是为了尽量避免或少伤害人。
但是，我们已经实行了三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对一直遵循传统社会主义原则的中国人民，究竟应该给个什么说法呢？一种说法是，中国社会主义搞早了，该退回去，重搞新民主主义;一种说法是，中国未经资本主义发展就搞社会主义，现在应当进行资本主义补课。这两种说法虽然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必然会在理论上引起很大争论，很可能在思想上造成新的混乱。特别是这样的提法不可能得到通过，搞得不好会使改革开放事业遭到夭折，因此不能采取。
我在1987年春季考虑十三大报告时，很长一个时期就考虑这个问题如何回答。在思考过程中我越来越觉得“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提法最好。它既承认，肯定了我们已搞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的历史，同时由于它是个初级阶段，完全可以不受所谓传统社会主义原则的约束，可以大胆地调整超越历史的生产关系，从越位的地方退回去，实行适合我国社会经济水平和生产力发展需要的各种改革政策。
也许有人会问，你过去在地方工作，怎么对经济改革发生兴趣？我认为中国经济必须改革，虽然那时我也看过一些东欧经济改革的书，但出发点不是为了改革而改革，主要的是我认为中国的经济弊端太多，人民付出的代价太大，效益太差。但弊端的根本在哪里，开始也不是很清楚。总的想法就是要提高效益。
来北京后，我对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明确地不是为了追求产值多少，也不是要把经济发展搞得多快，就是要在中国找到一个如何解决人们付出了劳动，而能得到相应的实惠的办法，这就是我的出发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经济增长2-3
％就不得了了，而我们经常增长10
％，但人民生活没有得到改善。至于怎样找到一条路子，我当时观念里没有什么模式，没有系统的主张。我就是希望经济效益好，有这一条很重要。出发点就是经济效益好，人民得到实惠。为了这个目的，摸索来，摸索去，最后就找到了适合我们的办法，逐渐走出了一条路。
当然将来哪一天也许会出现比议会民主制更好，更高级的政治制度，但那是将来的事情，现在还没有。基于这一点就可以说，一个国家要实现现代化，不仅要实行市场经济，发展现代的文明，还必须实行议会民主制这种政治制度。不然的话，这个国家就不可能使它的市场经济成为健康的，现代化的市场经济，也不可能实现现代的法治社会。就会象许多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出现权力市场化，社会腐败成风，社会两极分化严重的情况。
现在回想起来，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实在不容易，阻力很大，顾虑很多，很多无名恐惧，给要做这些事的人带了很多帽子。改革开放，尤其是开放很不容易。一涉及到与外国人的关系，总怕丧权辱国，怕自己吃亏，说“肥水不流外人田”。所以我常给他们讲这个道理：外国人到中国投资，他们本来就很多顾虑，我们的政策这样不稳定，应该说有很多风险，要怕的应该是拿钱进来的外商，我们中国政府有什么可怕的呢？
**高瑜茅于轼评赵紫阳自述
赵紫阳软禁期间秘密录制的自白录音带，中国资深传媒人高瑜认为，此录音带是留给中国进行政治改革的遗嘱，经历软禁，赵紫阳变成了宪政民主主义者。另外，经济学家茅于轼教授认同赵紫阳提出的议会民主政治，他认为自由平等的社会，才能推动市场经济。（海蓝报道）
中国资深传媒人高瑜表示，据她所知，赵紫阳曾留下遗言，希望此录音带在六四二十周年前发表，所以其家人在此刻推出这本回忆录。她个人认为，赵紫阳留下的录音价值很高，这是经过他系统思考，有意留下来的遗言。至于其好友宗凤鸣与他的探讨，而编成的另一本赵紫阳回忆录，都是宗凤鸣事后追忆，肯定没有此录音带表达得清楚。
高瑜表示，赵紫阳在六四刚下台时，他还是新权威主义者，但经历十五年软禁，他受尽一党专政的迫害，使他真正的觉醒，成为一个宪政民主主义者。
高瑜回想六四事件，她认为当时赵紫阳在推动政治改革路线，他提出来要在民主法治上解决学生问题，他不是光说，而且有实践，他认真考虑学生的诉求，而且在政治局、常委会糸统地研究过，所以被邓小平打倒。
高瑜又指，六四镇压，不只是一场学生运动，也是镇压党权力机关包括赵紫阳，所推动的政治改革路线。因此赵紫阳留下录音带作为他对后世的政治遗言。她说：这个英文稿出来了，我希望他能够尽快把它翻译成中文，因为赵紫阳所谈的问题，是他留给中国政治，实际上是他的政治考虑，他的政治见解，也是留给中国进行政治改革的遗嘱。
另外，经济学家茅于轼教授表示，就赵紫阳提倡议会民主，作为政治体制，才会有健全和现代的市场经挤，他个人也认同，因为好的市场经挤国家，一定是民主法治国家，那些市场经济搞得不太好的国家，他的民主法治有问题。他说：赵紫阳说的话，原因在什么地方，这个市场经挤是平等自由人组成的经挤，没有民主，没有法治，就是人跟人不平等就是特权，这种市场经挤是不好的市场经挤，有的是贪污腐化。
对于赵紫阳对六四的言论，茅于轼表示，赵紫阳对中共当局对他的定论是不服气的，他提出这些问题，是想说到底谁是黑手，谁想破坏无产阶级专政，都是没有事实_据的，很明显这是学生游行示威，六四是一场学生反对贪腐运动，中共为掩盖错误而镇压六四运动。
**中国二十多名知名学人举办纪念六四座谈会
有网上报道指成都《华西都市报》周四因出现纪念六四广告，报纸需要回收，但有关说法被报刊负责人否认。另外，日前中国二十多名知名学人，举办纪念六四座谈会。而海外民运人士王炳章的女儿，怀疑因临近64敏感日子，被当局拒绝入境。（毕子默报道）
有网上消息指，成都的华西都市报在周四刊登出一角纪念六四的广告。据悉，广告出现在该报的证券版，图案为两个裤脚，左边用英文写上six
four即六四，右边则写上“致敬”的字样。消息更指，事发后该期的报纸正被紧急回收。
为此，本台记者致电曾经在2007年于《成都晚报》上刊登了“向6.4英雄母亲致敬”广告的成都民主人士陈云飞，他对记者表示，从朋友处得悉这则消息后，已经在周四走访超过20处地方，结果都未能找到当天的《华西都市报》，但他表明广告不是他刊登的，他说今年临近六四，当局对他的行为非常关注，最近动用大量人力物力对他进行监控。
而在周四《华西都市报》的电子版上，记者并未有发现六四广告的踪迹。记者拨打了华西都市报的服务热线，负责人否认有对周四的报纸作回收。
六四20周年前夕，除了民间有神秘人士刊登六四广告外，中国学界也有不少知名学者以各种形式举行了纪念活动。其中20多名北京知名学者，就在过去的周日举行了纪念64二十周年的座谈会，参加者包括北大退休教授钱理群等。知名社会学者张博树也出席了这次的座谈会。
张博树在周四接受记者访问时表示，中国学界多年来罕有举行规模如此盛大的纪念六四活动。他说与会者在出席这次活动前，实际上是作好心理准备的。
而另外有份参加了活动的维权律师腾彪就表示，活动的组织者至今没有对外公布活动细则，可能是认为时机未成熟，不过他相信有关内容会在最近发表。
另外，中国早期的海外民运人士王炳章，在2002年被身份不明人士从越南绑架回国，并在2003年被深圳法院判无期徒刑，而他在加拿大的女儿王天安，两周前以探望父亲为由，通过中国驻加拿大使馆申请签证获得通过。但她在周二搭机抵达香港，并打算通过深圳关卡进入广东探父时，被当局拒绝入境。协助王天安的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负责人汪岷周四表示，王天安被拒的原因可能和64敏感时刻临近有关。
**曾荫权的六四言论引起泛民议员强烈不满
香港行政长官曾荫权周四在立法会答问大会上，回答有关对平反六四事件的看法时，指自己的意见是代表一般港人意见，言论引起泛民议员不满，拉队离场。有议员批评曾荫权的六四言论“无耻”，事后的道歉亦缺乏诚意。（毕子默报道）
在立法会答问大会上，公民党议员吴霭仪提问，曾荫权当年担任政务官员也曾为六四事件的学生动容，现时他个人的“良知和原则”是否支持平反六四事件。曾荫权表示，他明白港人对六四的感受及看法，事件发生之后，国家发展有骄人成就，为香港带来繁荣稳定，相信香港人对国家的发展有客观的评价。
吴霭仪质问曾荫权，没回应她的问题，她指是否经济繁荣就可以杀人，并反问香港特区为了分享利益，是否可以埋末良心？
曾荫权表示，时间过了，港人对国家的发展有其评价，国家发展为香港带来繁荣稳定。他的意见是代表香港人的意见，香港人的意见亦会影响到他，他感觉到香港人是有这样看法。
期间在旁听席一名市民高呼质问曾荫权是否有“良知”，被保安人员带离。
曾荫权的说法随即引起多名泛民议员要求澄清，他的意见不是代表他们。曾荫权澄清，他的意见只是代表一般香港人，不是全部香港人，他的言论惹来全场“嘘声”，21名泛民议员更离场抗议。
泛民议员随后召开记者会，高举“曾荫权不代表我”的标语，批评曾荫权有关六四的言论无良知，又指曾荫权言论自称说话代表一般市民是侮辱香港人，要求他公开收回言论，并向香港市民道歉。
社民连议员梁国雄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在大会一开始时，他质问特首曾荫权花了一亿元大搞国民教育，却阻挠出发到钓鱼台宣泄主权的船只，以及六四教科书等问题。曾荫权回应，当局拦截有关船只是依法行事，过去3年亦已根据同一条例检控56艘船只。但对于六四事件，教科书只轻轻带过。梁国雄批评曾荫权有关六四的言论“无耻”，事后的道歉亦缺乏诚意。
曾荫权事后承认，自称说话代表香港人的想法“用辞有问题”，说话并非他心内的意思。他又表示如造成误解，愿意致歉。曾荫权重申，他在会上所说的意思，是香港人对六四事件发展多年后，可作客观评价。
**一名内蒙偷车嫌疑犯离奇死亡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一名偷车嫌疑犯，在羁留期间离奇死亡。公安指死者是突然猝死，现时正等待尸检鉴定死因。公安又强调审讯疑犯期间没有施刑，但网民怀疑他遭酷刑供迫致死。另外，北京两名维权律师到重庆接办一名劳教犯人离奇死亡的案件时，遭公安殴打并扣查。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强烈谴责当局侵犯人身权利。（冯日遥报道）
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公安局周四接受本台记者查询时，承认确有囚犯死亡。值班人员指，他们正为死者进行尸检鉴定，至今未有结果。记者再追问调查进展时，他以负责的领导外出未返，叫记者稍后再致电查问。他说：这个问题仍在调查中，未有结论，我不太清楚详情，领导正外出开会。
记者其后再致电那名领导，但值班人员指他外出仍未返，叫记者翌日再来电查询。而鄂尔多斯市政府办公室，工作人员以不清楚详情为由，拒绝回应。
据内蒙古新闻网周三报道，达拉特旗公安局上周日有一名被囚人员突然死亡，公安局声称死者当日晚上１１时，由公安看护下去卫生间，在公安向他递送手纸时他突然猝死，经公安局的法医和医院抢救，他于半个小时后被确认死亡。
报道指该公安局局长表示十分关注事件，检察院已介入调查，而有关部门正对死者的遗体做法医鉴定，以确定死因。由于尸体一直由公安局看管，至今未有死者家属见过遗体。
该局长接受新闻网记者采访时强调，当局是依法刑事拘留死者，声称审问期间没有采取任何手段。报道指，公安指死者涉嫌两宗偷车案，于上月２９日晚被捕关押。
有相信是死者的亲人在网上发帖，怀疑被关押四日的死者遭酷刑迫供致死，要求还死者一个公道。帖文质疑当局的说法有所隐瞒。
两名维权律师办案遭重庆公安暴打
大陆以往发生多宗在囚人员非正常死亡事件，不少受死者家属委托向当局追究责任的维权律师遭受打压。其中两名北京维权律师张凯及李春富，周三到重庆市，就一名六十多岁法轮功学员，今年一月在劳教所内非正常死亡的事件，与死者家属见面时，遭廿多名公安人员闯入殴打，被强行扣手铐押走，于周四凌晨近一时获释。（冯日遥报道）
被关押五多个小时后获释的张凯向记者指，江津区公安强行破门闯入受害人的屋企，要求他与李春富出示律师证明，由于他未有随身带备，公安以他们身份可疑为由，强行将他们扣到派出所。审问期间多番遭公安殴打，至今伤势仍未完全康服。他说：昨晚被打后，全身都有受伤，今早起来，感觉伤势更加严重了，现时全身感觉很疼痛，尤期是双手，因为被扣手铐弄致手腕流血，手指麻木，双手还肿得很厉害。
张凯指，他与李春富被公安殴打，相信因接办劳教犯离奇死亡的案件，而遭当局打击报复。他说：因为这个案件很敏感，我们的受害人在劳教所在囚期间死亡，当局指他死诉心脏病，但医院的检验报告指，他身上有多条肋骨被打断，并非心脏病所造成，我们质疑当局酷刑迫供，但公安却指死者肋骨中断是在劳教所内为他抢求时所造成。
遭公安打了几记耳光，又被扣上手铐吊起来盘问半小时的李春富，至今听力仍然未完全康服。李春富指摘当局侵犯律师代理案件的权利，更肆意暴力打压他们，他们会追究当局刑事责任。
李春富又说，在押疑犯离奇死亡的案件，在大陆多不胜数。他指大陆司法缺乏监督，刑讯迫供的问题在所难免，在囚人士的合法权益都被剥夺。他说：我们的合法律师权利都被侵犯，遭殴打，更何况在囚的人员，刑讯逼供情况很难避免，不过现时互联网的普及，揭露了很多以往当局未被暴光的违法事宜，我相信，即使遭打压，我们只会更坚持做维权的工作。
重庆江津区公安局值班人员，以不接受电话采访为由，拒绝回应记者任何提问。
多名中国律师都谴责当局的违法行为，北京律师黎雄兵、李方平等提请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紧急关注张凯及李春富在执业活动中遭遇非法拘禁和暴力殴打，呼吁会员同声谴责当局。
而香港的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亦发表声明，对两名北京律师在执行职务时受到公安非法扣查及殴打表示强烈不满，要求中国政府立即严格执行相关法律，严惩违法的公安人员。
**大同数十名城管及公安强拆民房遇到抵抗
山西省大同市数十名城管及公安人员，周三联合到南郊区的白马城村强拆一幢民房，遭受数十名户主同租客顽强反抗，更有人持刀与公安发生冲突，事件中有八名警察被斩伤，强拆人员被迫暂时撤退。有拆迁户指摘当局提出的补偿金太低，还威胁公务员家属必须接受搬迁协议。（冯日遥报道）
白马城村拆迁户张先生向记者指，周三早上南郊区派来数十名城管及公安人员，入村强拆一幢民房，公安要求各户主离开遭拒，双方发生冲突，有十多个拆迁户更持刀抗争，至少八名公安被砍伤送院。张先生说，拆迁户不满当局提出的赔偿金太低，一直死守家园。
他说：冲突都是当局动员公安威胁迫迁造成的，政府话拆就拆，毫无通知，提出的协议未有兑现，曾提过每平方平赔多少钱，但至今都未有一毫子赔偿，十几个拆迁户死守着，因为他们是靠出租房收租维生，房子被强拆，却没有任何赔偿，他们怎不顽抗。
张先生说，当局今年初以修建公路为名，强行征用白马城村一百多亩土地，涉及一百多个拆迁户。上月初房屋遭强拆的张先生指，至今仍未获任何赔偿，大部分拆迁户都受不住当局的威胁而无奈搬走。他说：我们有任职公务员的家属被威胁，要我们签协议书离开，我们都是一般老百姓，根本无法与当局抗争，为家人着想，不想有任何不好事件发生，只有离开算了。
大同市第二人民医院骨科医护人员向记者指，周三有八名受刀伤的公安送院，但其后已转送到军队医院，继续接受治疗。她说：他们送来骨科后，都未有留院，好快就被送走，现时都不在这儿了。
记者致电军队医院，但接线人员指记者并非伤者家属，拒绝接受查问。
南郊区政府办公室工作人员向记者承认，周三确有强拆事件，他否认赔偿金太低。他说：强拆事件是有发生，已依法合理赔偿，已举行过听证会了。
对于冲突中有多少人受伤，是否有政府车辆被村民打砸，他一概以不知情为由，拒绝与记者详谈。
记者多次致电南郊区公安局，但接线人员拒绝接受记者采访。
**法院突然通知周五开审北川学生家长代表何洪春
四川省地震重灾区，北川县遇难学生家长代表何洪春，被当地法院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起诉，案件原定四月初审讯被延期，家属临时接获通知，案件将于周五开庭。代表律师指，法院没有书面通知临时开庭，加上不让律师查阅检察院所持证据，有违刑事法。（海监报道）
何洪春的代表律师李方平表示，上周五，他接获绵阳市法院通知，何洪春案件，将于本周五（15日）在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庭开庭，为怕法院突然改期，他曾要求法院把书面出庭通知，寄至律师事务所，但一直没有收到。
李方平又指，此次开庭，预料有不少北川学生家长到庭听审，但暂时法院未有限制旁听人数。
何洪春去年九月二十七日，因涉嫌组织家长到保险公司抗议，被公安拘捕后，三月二十日被法院正式起诉，原定于四月三日审讯，其后被法院延期。
李方平又指，他与另一名代表律师江天勇，周四曾到绵阳看守所探望何洪春，但自他被关押后，八个多月来，家属没有机会与他见面。何洪春对周五的审讯，表示有信心，因为他坚持没犯罪。他说：应该身体还过得去，前段时间，患上比较严重的感冒，他一直坚持自己属公安阶段及检察院阶段的少数，就是说他不构成犯罪。
李方平表示，他与另一名律师江天勇上次离开北川时，曾跟法院交涉，正式开庭前，准备所有检察院有关犯案证据的三份卷宗，让他们查看，但今次法院仍未准备齐全，并推搪至检察院，但检察院说巳移交法院，结果没法看到三份卷宗，影响律师及被告的辩护权利。他说：我们只能根据起诉书，还有了解到的我们调查取证的，以至何洪春本人的陈述，将在法庭上做辩护，我们辩护权的阻碍相当大，也违反了刑事法的规定。
何洪春姐夫张先生则表示，何洪春被关押后，除家人没法探望他外，即使其父亲危，当局也不让他与父亲见面或通电话，其父于本周日去世，但由于案件开庭，暂未通知何洪春此事。他说：我们申请几次取保候审，不同意，最后叫我们办证明，我把病危通佑书，我都办了，两次都不行。
据何洪春姐夫张先生透露，何洪春自去年八月起，替外甥遇难女儿张羿洋申诉，被曲山镇小学及幼儿院遇难学生家长，推举为代表，当时有八名代表。其后九月，由北川县政法委张中凯，与北川县政府、教育局、公安局领导，及保险公司代表，一起召开协调会议，何洪春被政府选为代表。所代表的十多间学校包括，北川中学、曲山镇小学及幼儿园、陈家坝中、小学，及禹里乡学校等。
据了解，何洪春被拘留后，北川县公安局曾在十月十四日，于擂鼓镇举行“打击个人刑事犯罪审判大会”，有目击者指，何洪春被押往现场，及游街示众。
汶川大地震中，北川中学两座教学楼倒塌，三千多名师生中，约一千七百人遇难。
曲山镇小学两幢三层高教学楼倒塌，有五百多名学生遇难。
**美国国防部官员落入中国间谍圈套
台湾抗日名将、蒋介石亲信薛岳的女婿郭台生，涉及间谍活动的案件有新发展，美国当局再拘捕多一名国防部官员，落案控告他串谋把国防机密资料交给郭台生。该名官员误以为郭台生是替台湾政府办事，但其实他是中国特务。
被捕者是62岁的James
W. Fondren Jr.，中文名是方德伦，他是第二名牵涉此案而被拘控的美国国防部官员。若被法庭裁定罪名成立，他最高会被判入狱5年。方德伦被捕前，是美国太平洋司令部驻华盛顿联络处副主任。
检控官指出，在2004至2008年期间，方德伦以《意见书》的方式把一批文件卖给郭台生，每份文件售价350美元至800美元不等。那些文件的内容都是关于美国与台湾的关系，其中8份文件被列为机密资料，当中的机密情报包括解放军官员访美的细节、中美联合军事演习和中美军事对话等。
方德伦周三被押解上维珍尼亚州地方法院进行初级侦讯时，法官批准他保释外出候审，但要求他配载电子追踪仪器，让执法人员知道他的行踪。
在起诉书中，联邦调查局探员也表示，在整个过程中，方德伦很明显不知道郭台生是替北京做事，而是以为自己把文件交给台湾官员。郭台生是归化入籍美国的台湾人，报称在新奥尔良任职家_推销员。他承认曾经假装成台湾特务，但实际上他是替北京办事，成功令多名美国官员把机密的国防资料交给他，再转交给中国。
他早前已经在法庭承认替北京充当间谍，去年被重判入狱16年。方德伦的代表律师拒绝对此案的细节作出评论，他强调方德伦也是受到蒙骗，完全不知道对方是中国特务。
**简讯（2009/05/14）
--东莞南城公安分局局长苏东向小贩鞠躬道歉
中国各地城管人员执法时与民众发生冲突，甚至演变成流血事件常有发生，当局在处理时多采取偏袒的态度，对弱势社群的一方进行打压。不过，间中也有例外的情况，广东省东莞市南城区城管人员，周一将两名小贩的货物没收，还将其中一名小贩打伤，城管人员的恶劣态度及暴力行为引起附近摊贩不满，曾在现场一度鼓噪。
东莞市南城街道党委副书记，南城公安分局局长苏东获知后，当晚亲到现场向民众鞠躬道歉，并表示会送回被缴走的货物，还会要求南城综合执法局局长向被打的小贩道歉，并且调查清楚并惩罚打人的执法人员。
苏东在现场与群众击掌示意及鞠躬道歉的照片被《南方日报》刊登后，受到网民的赞赏，认为这是为官的应有之道。
--中国反驳美国的操纵汇率指控
对于美国国会议员提出针对人民币汇率的议案，要求政府对来自汇率长期管理失当国家的输美商品征收反倾销和反补贴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马朝旭周四在例行记者会上反驳表示，美国对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的指责亳无根据，而中国政座从来没有利用所谓汇率操控来从国际贸易中获利。马朝旭强调，这些言论只会助长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情绪，对真正解决问题没有鹤何帮助。
参众两院联手提出有关“公平贸易汇率改革法案议案”中，允许美国在发现中国或任何其他国家操作货币时，可以对他们的进口货品征收反倾销和反补贴税。有议员指，中国通过人民币低估30%或更多，对出口进行非法补贴，扭曲贸易收益，增加贸易壁垒，损害美国产业，导致美国失业数百万。
--新华社外事局前局长虞家复被控间谍罪入狱
澳洲传媒报道，新华社外事局前局长虞家复，被控向日本及南韩提供国家机密，
日前被中国法院重判入狱18年。报道引述虞家复旅居澳洲的女儿透露，父亲日前已被判刑。虞家复2007年被调查时的驻华日本大使宫本雄二，透过日本驻华大使馆回应表示，对事件不予评论。
62岁的虞家复30年前进入新华社任职，专门负责分析日韩局势。新华社外事局官员在2007年10月证实，虞家复因经济问题被中纪委审查。虞家复被指在2006至2007年，向当时的日本驻华大使宫本雄二以及南韩前外交官提供国家机密。
虞家复2007年4月退休，7月起被软禁在家，5个月后被捕。虞家复1964年毕业于北京外语学院。夫妇二人均在新华社工作，虞家复在任期间被视为新华社内的日韩问题专家。
--安徽河南审理两起贪污受贿案
安徽省明光市广播电视局原局长张虎平因涉嫌受贿，周四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0年6个月，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1万元。张虎平被控在2002年至2008年间，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分别向多人索取共约十万元人民币，为行贿人谋取利益。
案件被揭发后，张虎平已将所有受贿赃款全部退缴。
另外，河南周口师范学院原院长桂受益受贿案周三在平顶法院审理。案情指桂受益涉嫌多次利用学校的一些工程收受贿赂，包括人民币、美金、房产等共100多万元，于去年11月被市检察院正式拘捕。桂受益在庭上表示收钱是职务行为，
属于收红包，请求法院给他机会。法院择日宣判。
--黑龙江发生工业意外
黑龙江省五常市发生水泥罐倒塌事故，导致8人死亡及2人受伤。事件于周三下午发生在山河镇一水泥拌和站，五常市人民医院表示，一名颈椎骨折的伤者被转往哈尔滨救治，另一名胫骨骨折的伤者正在该院接受救治。事故原因正在调查。
**六四事件20周年纪念专题之一：从六四到维权
自八九年六四事件发生后，北大教授丁子霖与张先玲等几名遇难者母亲，二十年来，辗转组成百多人的“天安门母亲运动”组织，为平反六四与当局抗争。多年来他们由悲痛的母亲成为理性的抗争者，只是希望与当局对话，以法治解决问题。而在六四事件中枪成残疾人士的齐志勇，十多年来不断向外界说出真相而遭打压。他认为，当局剥夺六四受害者的权利，他会以个人力量继续抗争。（海蓝报道）
天安门母亲发起人丁子霖，从九零年，天安门母亲仍未形成，她便经常在国际上发表六四真相，接受媒体访问，也呼吁国际社会及全世界群体，关注他们这些有困难的人，其后不断收到国际人士的捐款，令一些困难的遇难家属得到帮助，这批家属逐渐凝聚成一个团体。
与丁子霖最早发起“天安门母亲运动”的张先玲，她的十九岁儿子王楠，八九年六月四日凌晨，在天安门广场附近遇难，当时她十分悲痛，后来与丁子霖认识后，她们寻找相同遭遇的母亲或死难家属，互相支持，逐渐形成“天安门母亲”这个群体，找出政府镇压六四的证据，并搜集六四死难者名单，展开理性的抗争，成为六四事件重要社会团体之一。
二十年过去，七十二岁的张先玲早巳走出悲痛的阴影，与一百三十多名成员成为理性公民，为维权抗争。张先玲表示，从九五年开始，她们写信呼吁平反六四，从每年一封，到现在每年四封，包括每年两次写公开信给中共及全国人大代表，表达我们的诉求及主张，怛当局至今，没有任何回应。
她说：我们从悲痛的母亲变成有理性的公民，然后我们向领导提出３项要求：公布真相、依法赔偿、追究责任者的责任。我们放弃以血还血、以牙还牙的暴力原则，这就是我们，当时我的孩子被打死，气得可以用炸弹炸了你。现在我们反对各种形式的暴力，我坚持和平理性解决问题，在法治道路上解决问题，要求你和我们对话，求同存异。
张先玲表示，“天安门母亲”维权十多年，也是她们成长的过程，虽然当局仍不肯对话，但她们发挥一定的作用。她认为，由于该组织的存在，政府没法淡化六四，因为她们不断发出声音，因此全世界，以至中国人都不能忘掉六四，尽管有些国内年青人不知道，因为舆论控制得严，但是私下还会谈及，这是维权斗争结果。另外，政府方面，对天安门母亲在态度上有一定的变化，这是她们多年维权的收获。
她说：起码警察方面，刚开始对我特别凶，特别厉害，好像我们是罪犯，通过教育，他们知道我们是好人，他们不应该看我们。很多警察这样讲，我们没办法执行任务，你们都是好人。你叫他说句心里话，他也是同意我们的要求。
对于当局十多年来没有回应的诉求，有两、三名母亲巳去世，这抗争难有成果，
张先玲则表示，平反六四的任务可由下一代延续，她们对此很乐观。张先玲又指，
近年来，她们不断提出要对话，当局敢跟美国对话、跟国民党对话，但是_不敢与自己人民对话，当局对事件内心有愧。
另一名天安门母亲徐珏，当年任职东风电子工厂的二十一岁儿子吴向东，在木樨地遇难，最近两年，每逢六四前夕，她们会到天安门附近拜祭亡儿。徐珏表示，今年六四二十周年，当局肯定监控更严，但她们不会停止活动，除非公安把她们关押。
她说：我们去不同死难者的地方祭奠，比如我儿子及丁老师儿子死在木樨地，我们六月三日晚上到木樨地，国际媒体可以去摄像，不许采访．张先玲儿子死在天安门附近，她也去了两年，那么多国际媒体，警察不敢对我们怎么，这个我们一定做的，除非他把我们抓走，
徐珏又指，多年来，不断受到公安骚扰，像今年两会期间，她要外出，所住社区的保安通知安全部人员，全程跟踪监控。另外，丁子霖家门外都装有监控摄录机，但天安门母亲，仍然到丁子霖家开会，她们不害怕被打压，因为这是公民权利。
六四伤残者齐志勇，与“天安门母亲”同样为六四维权，但唯一不同，是他以个人力量提出诉求。八九年六月四日凌晨，齐志勇在北京西单六部口被戒严部队枪击，其后左腿被截肢，一场六四运动，令他改变一生。二十年来，与他遭遇相似的受害者及北京暴徒，大部分不敢提六四事件，他_基于个人信念，向外界公开说出六四的真相。
他说：这国家不讲道理，尽讲动乱，从来没承认它开过一枪，就是对我们伤残的，及失去子女的妈妈，都没有说一句话，给一个交代，都没有，所以一年一年增加我要斗争，完完全全投在斗争中，一定要有勇气站出来，所谓站出来，就是讲出我的真相和事实。
自六月四日中枪后，齐志勇除了终身残废外，也被扣上六四帽子。作为残疾人士，社会有补贴及生活费，但他什么也没有，只领到以前工作单位的最低工资三百多元，在六四事件中受伤，他以为政府会作出赔偿，并会还以公道，但等了五年、十年都没有，自此，他对政府不作幻想。齐志勇回忆，八九年学运开始时，他天天到广场，受到新思想的薰陶，产生新的理念，开始了解民主自由及个人权利，作为六四受害人，他认为在二十周年，应继续推动民主自由的文化。
他说：我知道什么叫民主自由，及什么是个人权利，知道什么是生存权，人有发言权，现在他们剥夺我的发言权，把我变为哑吧，和谐一定要讲出，到底我得到些什么，和谐社会不是一句话能定下来，它有多元元素，完全可以表达，完整去表达，我没有得到过。
齐志勇走上维权道路后，不断受到监控，每年敏感日子或甚至他的生日，人身自由都会受限制，今年中共建国六十年，加上六四二十周年，自三月份两会会议前，国保人员不断骚扰他，但齐志勇表示，他会继续公开呼吁平反六四，不管二十年，或是三十年，这是他愿意承担的责任。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海蓝报道。(从今周四开始直到六四二十周年纪念日，我地一连几个星期，逢周四播出有关专题，敬请留意。)
**未普评论：“历史的伤口，永远都记得”--纪念“六四”二十周年
“一颗流弹打中我胸膛，霎那间往事涌在我的心上”，这是摇滚歌手崔健为“六四”而作的“最后一枪”。20年了，只要一听到它，我就会感到胸在疼痛，心在流血。这样的痛彻心肺，并没有因为时光的流逝而变淡变远。这是因为天安门广场也流着我的血。
我的一位至亲死于“六四”大屠杀。六月三日晚，他坚持要去天安门广场见证民主运动的历史时刻，走到木樨地时，被两颗子弹射中，一颗是达姆弹。他在奄奄一息之际，被附近的义务救护员发现，他们用平板车把他送进北京复兴医院，后来因该院人满为患，被转到其它医院，做了几次大手术，终因被达姆弹炸裂了的肝、胆、胃、肾和消化器官无法修复，两天后眼角挂着泪珠断了气。
像我亲人这种死于达姆弹枪伤的，在丁子霖寻访到的188名“六四”受难者名单中，共有13人，占7%。他们最大的42岁，最小的只有19岁。他们当中有6人是在天安门的西边复兴门、六部口、木樨地和五棵松遭到枪击的，1人是在东长安街中弹的，4人是在天安门广场的正南方前门和正义路中弹的。
达姆弹俗称“炸子”、“开花弹”，进入人体能爆炸，早在1899年就被海牙公约禁止使用。中共政权用它枪杀和平请愿的学生和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开创了德国纳粹、北洋军阀、国民党政府和世界上任何一个最残暴的政府都不敢开的先例。他们的残暴和残忍，在“六四”受难者名单中记录在案，铁证如山。
从13个死于达姆弹枪伤的案例来看，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第一，当时配备达姆弹的人民解放军遍布天安门广场的四面八方。他们从天安门的东面、西面和南面，向天安门广场包抄进逼，其中有相当一部分解放军用他们的装着达姆弹的武器，向民众开了枪，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死于达姆弹枪伤的学生和市民会分布在天安门广场各个不同的方向。
第二，这些人民解放军来自不同的部队，在邓小平和中央军委的最高命令下同时开枪，从6月3日晚开始，一直到6月4日凌晨为止。所有死于达姆弹枪伤的13人，都是在这个时间段遇难的。
第三，疯狂的人民解放军就像一架杀人机器，见人就杀，不管是年龄大还是年龄小的，不管是上班路过的还是驻足观望的，不管是抢救伤员的还是挥拳呼口号的，统统都杀。这反映在13个遇难者来自不同的行业，他们出现在天安门附近有不同的目的。
第四，人民解放军用他们手中握有的致命武器，向他们声言保护的人民——学生和市民的致命部位射杀。13人都是胸膛中弹，无一不肝胆俱裂，虽然后来被全力抢救，但无人侥幸存活。
中共用这种极为残忍的武器，对学生和百姓犯下的令人发指、惨绝人寰的罪行，也被北京301医院军医蒋彦永所证实。20年前，蒋大夫和其他医生参与抢救受伤的学生和市民时发现，有人肝脏被打碎，肝内、肠道内留有大量的碎弹片，他们一看就知道，那是使用国际上禁用的武器而造成的创伤。他们当时还以为是某个部队的头头在胡来。
岂止是某个部队的头头在胡来，胡来的是这个号称人民的子弟兵和指挥子弟兵的中共政权！1989年“六四”过去没多久，一位从北京来美国的朋友说，他看到政府内部文件，说至少死了2600人。如果按照13人占188人的7%来估算，被达姆弹射杀的学生和百姓可能就达180人。而始作俑者李鹏却还无耻地辩称，那是因为没有橡皮子弹。
现在的中共政权更是变本加厉。他们杀了人，还要骚扰死难者的家属，逮捕和镇压“六四”良知。不仅如此，他们还用国家宣传机器，歪曲事实，颠倒黑白，迫使国人沈默、忘却，强迫他们漂白痛苦的记忆。
中共太肆无忌惮了！他们以为有钱就可以收买天下，有权就可以欺瞒天下，有钱又有权就可以挟持天下。他们忘了，举头三尺有神明，屠杀人民的政权，总有一天会被历史清算，被人民审判。因为，历史的伤口，人民“永远都记得，永远都记得……”。
**刘云会客室：苗圃行动与地震灾区的学校
本周二（１２日），是四川大地震一周年纪念。四川省教育厅经过一年的调查后，对于豆腐渣学校的说法，认为无人要承担，是天灾所致。同样在地震灾区兴建学校的香港非牟利团体苗圃行动的主席吕永安先生表示，地震后，该组织所建的学校也受影响，但并非严重，没有倒塌。如斯例证，当地政府人员似乎并没有特意前来了解，如何才能兴建好质量的楼房，可能如苗圃行动主席所言，学校的兴建一切是跟随国家标准所建。从这句说话，听众也许可自己深思究竟学校的倒塌，究竟纯粹是天灾，或是有人祸的因素？
问：一周年之际，苗圃行动推动步行筹款活动，目的是为了什么？
答：我们苗圃行动一直以来的宗旨，是传递助学的讯息，即使中国现在的经济是如何的强，科技如何的发达，政府也没办法可覆盖所有待学的小童，而苗圃的角色就是专在中国大陆一些贫穷的山区找一些须要助学的单位，而可以帮助小朋友可以上学。我们在中国有自己的工作组及办事处，我们一年三百六十五日在不同地区及山区寻找这些须要帮助的点。
就算今次中国政府投入了那么大的人力物力，下了那么多工作指令给当地的四川省政府或甘肃省政府，及所有受地震影响的灾区，官方的数字指，他们只可以给予百分之九十五，即时可以帮他们重建。在中国大陆来说，百分之五都已经好夸张，这百分之五，十个苗圃也做不来，所以，在现今这阶段，苗圃的活动空间及存在价值仍然存在。
问：幅员辽阔的中国，你们去了那些地区协助当区的学童继续学业呢？
答：我们苗圃一直以来在中国十多个省份都非常活跃，最近就因为四川及甘肃的大地震，所以，我们将我们很大部分的资源转往那里，同时间，我们亦于其他比较穷困的省份如贵州、云南、西藏及青海，我们都有派我们的工作组去帮助当地的单位建设校舍。
问：你们在灾区也建有你们的学校，在大地震中，它们也有影响，但是，仍旧可以屹立不倒。我知道你们监管建筑的质量都好严密，可否分享你们如何监管？
答：我们苗圃的宗旨是，直接资助，长期跟进及实地考察，这十二个字来做我们的助学宗旨，在这十二个字中，长期考察是一项好重要的事。我们通常做这类长期的项目，我们不是单单要知道那一个单位须要金钱上的资助，我们给了一笔钱就作罢。我们的做法，首先是我们的一般做法是派十个工作组去到须要我们帮助的单位。工作组取了那十个项目回来，然后通过董事局审核，了解那项目值得，那项目我们无能力帮如我们的资源只可以帮三个，那我就要在这十个项目中选取三个项目。当我们决定那三个项目后，我们会再派工作组到当地与它们的工作单位倾谈整个计划，当中包括每一估砖头的成本、钢筋多少钱，每名工人的每天工资及运输多少钱等，他们的建筑成本与其他区有何分别，及施工单位的背景，再加上所有建筑图则，我们都会交予一些专业人员审判，包括了香港及国内的工程师学会及建筑师学会。全部审判过后，我们才做公开投标，而公开投标不一定是价低者得，而是会按照我们苗圃所定下来的所有安全条例来审，这样它们才有可能中标。中标后，我们还会在财务上监管它们，例如我们会分开三三四的制度分发资金，先付三成作开始，施工到某段时，再付另外三成，去到完工，我们才有余下的数尾给中标者，甚至，我们可以观察一段时间才付余下的数尾。
在施工过程中，苗圃会不断派人到当地监察，单位起完了，我们还会找第三者包括了中国国内的一工程师学会的专业单位验收，验收的时候，我们满意才会给数尾。同时间，起完学校五年内，我们还会派两次工作组返回我们的受惠单位，看看他们有否将我们捐予的物业及资源好好利用。这基本上是简介了我们苗圃对受资助单位的跟进及如何完成整项计划。
问：其实那么仔细的跟进，是否跟你或前任主席或董事局的成员在国内经年的业务营运中，目睹运作时的一些瑕疵，而引致你们须要好贴身的跟进？
答：每一间机构包括牟利或非牟利都有自己的风格。我们苗圃的宗旨如我之前所言就是那十二个字的宗旨，我们也是据此向捐资者募捐。苗圃在十六年前由六位善心人士发起，由第一年得到几万元到现在，我们能成为由一个香港人创立的非牟利团体且可以立足在大陆，且一年间可以有几千万元的资助金额，这当然是我们的成功之处。当中最大的关键是，我们把捐资者捐的钱作出承诺，这是我们的特色，亦是我们募捐时的皇牌，因为当时我们意识到我是某某机构欲向某某机构或先生表示要求资助建一些学校，那是否可以那么容易得到善款呢？那先生可能会说「不用说了，我会直接捐钱与希望工程或乐施会」。在这情况下，苗圃行动的立足点会在那里呢？所以，我们一定设计一个模式出来让捐资者信任我们，而我们又能够真正把捐资者辛辛苦苦的赚回来的善款好好利用，并且确保这些善款百分之一百用在受捐者身上。
所有的行政经费，都会由我们另一种方法筹办，即某善长人翁捐一百元助大陆的小学生读书或建学校，这一百元完全用在工程费上，所有的行政经费如影印、租金、电费、纸张，甚至我们跟进的旅费，都是由义工自己全部自付，在这情况下，我们的捐资者就非常信任我们，他们的善款不会被滥用。
问：你们这意愿是否因为在不同的工作过程中，目睹一些非牟利团体或者政府部门在收到这些捐献后，好胡乱或无节制地使用呢？
答：别人如何使用得回来的善款，我不愿置评，我们关注自己组织募捐回来的钱如何处理，其他单位怎做，我不愿置评。
问：以今次地震为例，香港政府透过市民的募捐或自行的拨款，当中有好大部分会直接交予四川省政府，由它自行按实际情况来运用，这做法跟你们苗圃行动的做法有不同，你怎看这处理手法的别异？
答：这是政府与政府之间的处理方式，它们的行政架构上会自动波做这些事。苗圃行动在当中没有精力及能力作出点评，我们管理自己的内部运作已令我们感到头大，为了贯彻我们自己的方针及宗旨，我们只可以尽力去把持及持稳_盘，我们不会就政府的做法作出评论。
问：今次地震中，我们见到有「豆腐渣」的学校，原因跟当地的建筑师及监理师经常会私相授受，欠缺独立性去监管。你在过去的时间里，是否也目睹这类情况？
答：我们都不敢就「豆腐渣」工程作出评论，因为我们都可以看到世界各地所有的自然灾害，如日本、台湾的大地震，美国不断出现的龙卷风。日本一个先进的国家都可以起出Ｙ型的桥，为何不是Ｈ型呢，那是否说它偷工了一条柱呢？又见到台湾的屋一层层塌下呢？美国的家园又好似是纸屋可被吹走呢？我相信人的能力跟自然灾害好难抗衡，至于，所谓的豆腐渣，一定是由历史来评论。
问：我相信在地震后，你有到当地视察，视察自己所损赠的学校，亦都相信你有到其他灾区视察，你眼帘下目睹那些塌下的学校或者瓦砾，你有否发现它们在施工过程跟你们的学校的起法有别异呢？
答：因为你讲到的都涉及一些专业的，是须要一些专业的人才可作出评论，如果，只涉及我们私下闲谈，那什么也可讲，因为现在大家，一个传媒向一个广大的市民作出广播，我亦是一个专门建校的非牟利团体的主席，我们要讲的说话一定要有交待，所以，有关我们起的学校及别人起的学校在地震后出现不同的情况，我真的不敢作出评论。
问：在政府重建过程中，你们有否将自己的经验向政府提出建议？
答：在这情况中，我们亦不会以任何的姿态向任何的单位作出任何的评论，我们只会密密耕耘按照苗圃向我们捐资者作出的承诺，向受捐的单位诚诚恳恳工作。
问：但是，如果你们有一些好的实务经验，那是否值得跟别人分享呢？
答：不用分享的，因为大家在工作过程中已知，跟受捐的单位在工作过程中，彼此都知道对方如何做事，彼此都吸收知识。
问：若没有参予工作过程，那便可能不知。政府部门有没有跟你们联络可以知多一点点如何可以建筑一幢稳健的楼房？
答：我觉得这些都是自发性的事，苗圃在非牟利团体中也只不过是恒河沙数之一，香港及世界各地也有不同非牟利团体助当地政府重建，如果政府有目标要向任何单位学习，我相信它们可以不独找我们，还可以找乐施会，红十字会及无国界等一些好值得借镜的非牟利团体。
问：我认同不同团体都有可取之处，但是，单以苗圃行动为例，在过去所建的学校都没有倒塌，那政府有没有主动跟你们联络了解如何兴建？
答：主动联络，其实同我们的合作单位过去从无间断合作及沟通。我们所做的工作都非常公开，有文件纪录，使用那个单位等，都是公开的，所以，根本无须刻意去强调。另外，我们苗圃行动是一个非牟利、非宗教及非政治的组织，所以，我们讲得出我们是一个非政治的团体时，对一些政治立场或者评论，我们都须要好小心。
再重申讲，我们苗圃学校在四川及甘肃都没有受到地震严重的影响，这是因为我们严谨地向我们的捐资者所作的承诺，都是我们一丝不苟监管我们的建筑，因为我们的付出所以我们能够让我们捐资者所付出的都能够跨过今次的灾害。苗圃一直起的学校不独是四川，如湖南，贵州及云南等，我们都是用同一模式起，至于，如果有关单位想知苗圃如何起楼，这些其实都是一些公开的秘密，亦都不须要刻意的学，我们并没有任何秘密我们可以起到这样的学校，我亦不知道我们的学校为何可屹立不倒，我们都会密密耕耘贯彻我们的处事方针。
所指的公开，是我们要求的标准都是按照国家的要求，同我们合作的都是获国家发予牌照的单位，我们用的材料全部都是在国内街上随处可购的东西，施工单位都是公开投标所聘的，绝不是我们钦定的单位，所以，这些资源全是在内地可找到的。同我们合作建成学校的单位，亦都是国家政府部门跟我们一起合作，所以这些全是可在国内找到的。
问：四川５．１２大地震后，你们仍好积极就此灾难进行筹款，到今日为止，你们筹到多少善款？
答：我们只可以讲可以筹到几千万人民币，至于实质数字，由于是一些属于组织官方的事，一般会交由我们组织的发言人回答，不过，我们的筹款不断的有。
敬启读者,
本台网址是www.rfa.org/cantonese
您可以尝试通过本台最新的代理服务器
https://eq.firpos.com.ar/re/
https://fc.lety.com.ar/re/
https://jj.thereedpack.net/re/
进入本台粤语部网页。
(05/12/2009更新)
自由亚洲电台广东语部周一到周五，每天晚上北京时间10点30分到12点之间接通免费热线电话，如果是中国大陆长江以南的听众，请拨108-10-800-728-5617。拨号时，在拨108-10之后，请等候片刻，听到有接线生说"你可以继续拨号"之后，再继续拨下面的号码。
如果您从中国长江以北地区给我们打电话，请先拨108-710，然后拨800-728-5617。
另外，您也可以使用英语接线服务的号码，在中国南方是108-11，在中国北方是108-888，然后拨800-728-5617。
香港接通本台热线的方法是，先拨800-96-1111，然后再按800-728-5617 ；澳门是0800-111，再拨800-728-5617；台湾需要先拨00-801-10-2880，再按800-728-5617。
如果您是在澳大利亚，使用Telstra，请先拨1-800-881-011，然后拨800-728-5617；如果您是使用Optus，请先拨1-800-551-155，然后拨800-728-5617。
如果您是在新西兰，请先拨000-911，然后拨800-728-5617。
欢迎听众通过热线与我们联系。
另外，如果您现在是由朋友转发得到我们的电邮新闻，而您希望从本台直接得到电邮新闻、专题和评论，以及本台最新代理服务器的信息，请将您的电邮地址发往cnews@rfa.org或者getfreenews@yahoo.com，您仅需要说明"希望得到新闻"。
谢谢
自由亚洲电台广东语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