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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1-07 CNEWS
数百人到“南周”要求新闻自由
《南方周末》新年献词遭删改事件继续升温,除有编采人员集体罢工抗议外,
广州数百名市民,周一到南周的办公大楼外声援。警方在事件中保持克制,期间没有发生冲突,但有个别支持者被带走。(文宇晴 报道)
广州数百名民众周一响应网上号召,来到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大楼外聚集,声援的编采人员,以及争取新闻自由等。
到现场支持的网友徐琳向本台表示,有民众把鲜花摆放门外,也有人举起写上捍卫新闻自由等字句的纸牌,在场虽然有大量穿上制服的警察和便衣,但没有对进行驱赶或抓人。
他说:“最多的时候可能有好几百人,来表达自己声音。我在现场演讲,朗诵诗和唱歌。警察和便衣很多,但是他们没有采取什么行动,只是偶尔叫大家让一条路让行人通过。没有抓人,现在还有很多人在聚集。”
不过独立中文笔会副秘书长野渡,在现场围观数分钟时间,就被警察带离现场,并送他回家。野渡对记者说,以往很多的群体事件,多是由个人利益受侵害后发生的,南周事件却由打压言论自由,而引发市民自发性支持行动,因此他很想亲临现场见证这个自1989年后,公民街头表达意见的历史。但碍于自己身份有点特殊,因而抵达后不久便被警察带走。
对于网传有南周的编采人员集体罢工抗议,野渡说,他浏览过个别编采人员的新浪微博,发现有人曾表明会罢工抗议,因此他相信传言真确。他认为,事件无法随著微博的疯狂删文和禁止网友发言而停止,相信当局会有措施平息民愤。
他说:“昨晚南周员工发微博后,我也第一时间去看,我相信99%是发生了。现在籨网络和现实,民众的表达,我相信当局不得不重视。否则对这体制合法性的冲击和危害,难以估量。”
网上流传一张名为:“南方周末经济部全体编采人员共同声明”的截图,声明中表示经过一天的攻防后,南周的官方微博失守,这是当局施压的结果。因此在事件解决前,他们不再进行正常的编采工作,呼吁大家合力保卫南周。声明最后列出19名该部门编采人员的名字。
本台记者根据截图上的名字,在新浪微博上证实有相同姓名的人,但有关的声明则未能在他的微博里找到。
之后记者搜寻多个采编人员的微博,均无法显示任何内容。至于在新浪微博里输入“南方周未”等字眼,则显示“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南方周末搜索结果未予显示。”
记者周一继续多次致电广东省委宣传部办公室,以及市政府新闻信息处,但电话一直没有人接听。至于南周位于广州总办事处的热线电话,也没有人接听。广告部一名接线的职员对记者说,一切以官方声明为准,又指广告部仍正常运作。
他说:“我们这边都是正常运作,编辑部那边会有一个官方的声明。”
记者问:“今天是不是有政府人员跟你们周末的工作人员在开会?”
他回答:“到时候会有一个公开的声明,这事以官方的声明为准。”
至于南周位于北京新闻中心方面,则称编采人员外出工作,未清楚有否罢工。
她说:“我们这边还在上班,没有接到(罢工)的通知。”
记者问:“就是你们这边没有记者、编辑罢工?”
她回答:“这事具体我也不清楚,他们不需要回来办公室的,都出去工作了。”
南周新闻职业伦理委员会周一发出声明,详细交代整个新年献词制作的过程中,总编辑黄灿和常务副总编辑伍小峰,在宣传部官员压力下,被迫修改献词内容,呼吁成立中立的调查组,彻底还原真相。
《南周》官方微博周日晚上发声明,表示新年献词、导语分别是报内编辑和一名负责人所写,与网上传言不实,并为失误致歉。但不久后,南周经济部在微博上,则指有关声明是当局施压下,打算把责任归咎于并不在场的编辑,所发布的内容不实。
南周事件支持者声音如雪飞来
南周事件影响社会各界,学生、学者、律师,甚至海外也有各种声援,要求广州当局严肃处理事件,捍卫新闻自由。不过官方媒体《环球时报》,则发评论批评支持者是别有用心。(文宇晴 报道)
网上讨论到南周位于广州总部办公大楼外声援的支持者,不少都是高校学生。除了民众的自发到南周外,也有网友在同日了发起网上联署行动,或到南周位于北京、上海、成都等记者站外亲自表达支持,呼吁大家支持良心和正义。其他省市的网友、维权人士、访民等,也把拿著声援南周等字眼纸张或横幅的相片,上载到网上以示支持。
其中位于江西省的南昌大学学生通讯社,在网上发文声援南周。表示他们支援的不是一份报纸,而是公民自由表达的权利。此外,还有多家高校的新闻系学生,以及校刊编辑部等,也发文表示支持南周。包括南京大学金陵学院、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暨南大学,和广东海洋学院等大学的新闻系学生。也有北京外国语大学学生刊物《文心》、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生报《青春报》等。
除了大陆的学生纷纷表态支持新闻自由外,中港台三地27名学者,包括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千帆、贺卫方;经济学者茅于轼、作家章诒和、李承鹏;香港学者陈健民、梁文道、蔡子强等,也联署致函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谴责庹震插手南周的内容制作,若他继续留任,将会给广东带来更多影响,要求撤换庹震。
联署者之一的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高级导师蔡子强表示,看到官方在处理南周事件上的粗暴干预,认为各界也应站出来表达意见,从而杜绝这种行为。
他说:“对宣传部介入南周的不满,相信签名的学者都是认为要捍卫新闻自由,以及编辑自主。我们对南方报业集团一直都很尊重,也觉得是次事件太粗暴,所以我们义不容辞签名了。”
香港记者协会也发出声明,表示根据《南周》的声明,相关的广东省宣传部官员,曾经修改和撤走的《南周》稿件达到1000多篇,肆意践踏新闻自由的程度匪夷所思,令人震怒。要求大陆当局尽快彻查事件,如果证实有官员渎职,应该公开惩处。同时确保事件中编采人员不被秋后算帐。
此外,大陆多名维权律师如周泽、浦志强、迟夙生等,也发声明表示愿意无条件为南周工作人员提供法律帮助。其中迟夙生律师表示,媒体和律师紧密连系,当大陆维权律师遇上困难时,总有记者出来为他们呼吁。因此这次当媒体有困难时,他们也不能就袖手旁观。
她说:“我们觉得律师和媒体是不可分割的,任何一个国家,包括法治国家,都可能会经历这样的一个阶段。中国律师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总有记者说话。就是支持南周的这几个发起人,主要担心南周这些记者,之后可能生活得很艰难,所以就干了这事,到时候免费为他们服务。”
台湾的陆委会主委王郁琦,在立法院内政委员会上,也表示关心大陆新闻自由相关发展,希望台湾新闻自由及民主风气能渐渐影响大陆。
官方媒体《环球时报》继续发表评论,为政府打压新闻自由的行径护航。指出所谓“改稿”确实不是广东省委宣传部所写。又称南周内部似出现分裂,这些人提出的要求很激烈,表面上是针对具体的人和事,实际上他们的矛头指向了与媒体有关的整个体制,试图推动中国个别媒体搞对抗。
大陆将取消劳教制度
大陆当局公布,待人大常委会批淮后,今年将停止劳教制度。大陆司法专家指,当局将推进“违法行为矫治法”,取代劳教制度。(海蓝报道)
综合大陆媒体报道指,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在全国政法委会议上,宣布中央已研究,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后,今年停止使用劳教制度。他又指,在全国人大批准前,适时停止严格控制、对缠访、闹访等三类对象,不采取劳教措施。
孟建柱又指,中央政法委已制订征求意见稿,建议将涉法涉诉信访从普通信访中分离出来,纳入法治轨道,以改变信访不信法,信上不信下的现象,树立法治威权。
会上亦曾讨论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及户籍制度的改革等问题。
中通社引述北京理工大学司法研究所主任徐昕指,在2005年及2011年,废除劳教制度曾经两次进入全国人大的立法规划,即通过“违法行为矫治法”代替劳教制度。“停用”表示目前存在著以法治方式,彻底废除劳教制度的可能性,等待全国人大推进“违法行为矫治法。
发起网上联署废除劳教的杭州律师王成表示,孟建柱在全国政法委会议提出进一步推进劳教改革,并指今年停止使用劳教,这两句话说明只限今年停用,并不是彻底废除,仅属过度性质,待它有完整方案后,才知道当局会否彻底废除劳教。王成又指,这消息对废除劳教有一点进步,至少今年不会有公民因维权或上访而被劳教。另外,他认为,官方谈废劳教已经多年,但至今仍没彻底废除,可见高层意见分歧。
他说:那么本身现在民意压力已经非常大的情况下,它有一个临时性措施,今年停止使用劳教制度。它只是一个过度,确认完整方案出来,但这完整方案废除掉,还是一定程度的修改,这个不太好讲。
王成又指,当局研究“违法行为矫治法”一段时间,但没有具体条文,他不认为一定以这个取代劳教。至于网上联署活动,他指,截至目前已收集到一万四百多个海内外签名,在劳教被彻底废除前,他们会继续该活动。
北京维权律师刘晓原则指,中国劳教制度违反宪法相关法律规定,今年当局好像要推出“违法行为矫治法”,一推出可能便会宣布废除劳教制度。有人看过“违法行为矫治法”的初稿,相比劳教制度,该法例对民权保护比较好,对人身自由这方面,没劳教那么严酷,现在条文未落实,下定论仍言尚早。
他说:因为今年可能“违法行为矫治法”要出台,它一出台,他就宣布废除。但现在我们的“违法行为矫治法”还未通过,会不会说以这个法变相保留劳教制度,现在很难肯定。
湖北上访妈妈唐慧及重庆大学生村官任建宇被劳教,引起大陆社会及舆论呼吁废除劳教。唐慧表示,她得知这个消息后,感到高兴,这是大家期望的,现在当局可能需要作法律修改,迟早会废除的。唐慧又指,废除劳教不仅对上访的人,对所有人都有好处。她被判劳教时,当局剥夺她说话的权利,如果案件能经过法院,她自己及律师可以辩护,当时她没有说话权利。
她说:废除了不只对我们上访的人,还有对大家都有好处。因为这个劳教,就是公安局的一句话,就可以给你一到四年的劳教。对一个人的伤害是很大的,失去自由是最痛苦的事情。
首位在重庆被撤销劳教的方洪(网名方竹笋)认为,现在是一步步迈向废除劳教制度,这是法治的进步。
大陆网民热议该消息,杜楠爆料在新浪微博指,高兴有点早,传说“劳动教养”这一称号将被“违法行为矫治”所取代,遍布全国的劳教所也将改名为“违法行为矫治所”。大陆媒体人李蒙则指,不是换汤不换药,用“违法行为矫治法”取代劳动教养制度是巨大的进步,也能填补劳教制度取消后的一点法律空白,例如小偷小摸且数额微小的,不够入狱服刑的,法律取代条例,首先就不存在公安机关,随意限制公民自由长达几年的情况。
财新网指,目前甘肃、山东、江苏、河南的四个城巿由违法行为矫治委员会负责,根据最高法院等印发的《违法行为矫治委员会试点工作方案》通知,正在进行劳教改革试点。
劳教制度从前苏联引进,但中国独有的行政处罚制度,公安机关不须经法庭审讯定罪,即可对疑犯关入劳教所,最高可限制四年人身自由、强迫劳动、思想教育等措施。
1957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颁布《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成为劳教的主要依据。
化工原料污染浊漳河三省食水受威胁
山西省长治市一家化工厂一周前泄漏有毒化工原料,并流入贯穿山西、河北、河南三省的浊漳河,威胁沿河数百万居民的饮水安全。当局在事发五日后才向公布,长治市市长在民众猛烈批评下向公众道歉。河水受污染期间,河北省邯郸市大部份地区停水,市场的樽装水被抢购一空。(冯日遥报道)
受化工原料“苯胺”流入河道影响,位于浊漳河下游的河北省邯郸市政府担心,河水影响民众健康,当局上周六暂停市内大部份地区的自来水供应。邯郸市民朱先生,周一接受本台记者访问时指,周六中午收到政府发来的手机短讯,指山西省一化工厂因输送管破裂,导致大批化学物流入水库,要暂时停水,其后当局改由另一水库取水后,自来水于周日下午恢复供应。朱先生指,被停水期间,不少商店的樽装水被人抢购一空。
他说:
“周六当晚停水期间,很多超级市场和零售店的樽装水,全被抢购一空,樽装水,矿泉水和苏打水都被卖清,当时大家都很恐慌,担心饮用水源受污染,平时少买樽装水,不清楚是否有被抬价。”
对于泄漏有毒物事件有延报情况,朱先生对此表示难以接受,认为不单止涉案的化工企业负责人要被罚处,而长治市多个相关部门的官员,亦要因是次严重失职被追究下台。
他说:
“山西省的官员祇顾及事件对他们的政绩表现,和经济造成的损失,害怕头上乌纱,拒绝承担责任,延报事件,完全祇是考虑他们的个人利益出发,漠视污染对下游周遭数百万人的饮水安全威胁,市长一直将责任推往企业,一定要严惩。”
另一邯郸市民周女士向记者指,周六停水后当局派来多部水车为居民临时送水,解决居民生活水的供应问题,而饮用的自来水周日傍晚时已恢复供应,且水质好像较前更清澈。周女士指,民进党无法知道水质是否安全饮用,但她身边部份居民均购买了大量樽装水,他们指暂时不会饮用自来水。
她说: “当局指水质可安全饮用,即使你不相信,亦无他办法,有人不信水安全,买了大批樽装水在家饮用,反正都买了,当时真的很担心,他们都不敢饮自来水,观望一段时间罢。”
就外界质疑泄漏事故没有按照既定程序上报,长治市市长张保周日在记者会解释,由于涉及事故的企业,于上周一事发后,呈报只有1至1.5吨苯胺液外泄,鉴于数量较小,因此认为只是一般的安全生产事故,企业完全能够自行有效处置,不会形成灾祸。
张保又指,当时没有想到该企业对自身的设备和设施管理不善,造成外泄的苯胺液通过雨水处理管道流入浊漳河造成污染,也没想到一宗单纯的安全生产事故变成环境污染的大事故,因此而没有及时上报省政府,反映出对环保事故的认识不够,特别是对苯胺进入浊漳河后污染的危害性估计不足,就此深表歉意。
他又指,省政府初步调查证实,泄漏苯胺数量约三十九吨,其中三十吨被截留,另近九吨流入浊漳河。至周日淩晨二时,河水内苯胺浓度已大幅下降,目前没有人员或牲畜伤亡报告。
长治市政府办公室工作人员,周一回应记者提问事件的调查进展时,指领导们均外出开会未返,她不太清楚事件,拒绝回应。
她说: “这个事情我不太清楚,我们的领导都外出开会了,全都不在,具体现况我们都不掌握。至于他们何时回来,这个我更加无法确实。
山西省环保厅周日宣布,涉延报泄有毒化学物的化工厂天脊方元公司总经理、安全生产副总经理、储运车间正副主任并4人已被撤职。长治市浊漳河流域112户化工企业全部停产整顿。今次污染辐射流域约80公里,涉及28个村庄。污染物流入河北、河南境内。河南境内红旗渠、岳城水库等部分水体有苯胺、挥发酚等被检出超标。
山西省人民检察院指,该院反渎局就长治市苯胺泄露事故,派专员赶赴现场进行督办。目前,山西省、市、县三级检察机关已经介入展开调查。
记者周一多次致电天脊方元公司,其办公室和厂房的电话一直无人接听。
苯胺主要用于制造染料、药物、树脂,还可以用作橡胶硫化促进剂等。苯胺毒性主要透过皮肤、呼吸道、消化道进入人体,吸入或接触会造成溶血性贫血和肝、肾损害等。
水质专家夫妇20年来不饮自来水
大陆水质的污染情况究竟有多严重? 一对专研究水质的大陆专家夫妇,20年来不喝自来水,只喝瓶装水,可以知道水质污染在大陆严重的程度。
人民网周日报道,赵飞虹是北京保护健康协会健康饮用水专业委员会负责人,其丈夫在国家发改委公众营养与发展中心饮用水产业委员会工作,由于他们长年研究水质,养成自来水不碰嘴的习惯,即使他们做饭,也是用北京本地的矿泉水。
报道引述赵飞虹说,他们上周刚测试过自来水中的硝酸盐,其指标已升到每升九点多毫克,虽然未超过国家标准规定但2011年时只有4点几,显示自来水水质变差是不争的事实。
报道指,自来水的硝酸盐,主要来自垃圾﹑滤液和粪便。
汕尾官员倒卖土地逾千村民游行抗议
广东省汕尾市过千名村民,不满政府将私卖土地的村官惩治后,迟迟未肯追回卖地款项或向村民发还土地,集体在市区游行抗议。有村民指,镇政府仍强行在被倒卖的土地上建变电站,怀疑是市、镇两级政府互相包庇。(林静报道)
汕尾市过千名东涌镇村民,周六及周日到市中心游行示威,抗议贪官私卖土地。村民沿途拿著写有“要求省政府严惩东涌贪官”、“反对贪污、还我土地”等大标语,游行到市政府、国土局,有防暴警员沿途维持秩序,吸引不少市民围观拍照。市中心一间目睹游行经过的文具店负责人指,从未见过如此大规模的游行。
她说:“整个村的人都出来了吧,应该全村民都出来了,反正小孩子都有出来。”
东涌村村民蔡女士指,家乡的土地都被非法卖光了,他们多次去镇、市府抗议索偿,均无结果。现在是求助无门欲哭无泪,他们只能不停地抗争,希望终有一天能讨回公道。
她说:“村干部把土地卖掉了,本来有些是属于村民的,但卖掉以后,钱也没分给他们。村民当然无法接受,这个毕竟是他的祖业留下来,他们以此为生的。”
据了解,连续两天游行的参与者,主要来自东涌镇东涌村的村民,其馀的来自周遭的小村。去年十月,东涌村村民发起签名,反对政府于村旁边兴建变电站,随后村民展开调查,发现村干部通过私卖村内土地贪污达数亿元。
随后两个月,东涌村民多次以堵塞公路抗议。后来,市、镇级政府部门介入调查,六名村干部被刑事拘留,三人外逃。而十多幅已被变卖的土地,政府相关部门并未有即时收回。上月底,东涌村民再到镇政府,向镇委书记询问土地收回的进度,但镇政府只叫村民耐心等候。村民担心事情会不了了之,于是再发动近日的游行请愿,希望得到市政府的重视。
村民黄先生指,即使暂不追究早年被变卖的土地何时才能收回,但违规村干部去年拨地予镇政府,强行于村内兴建的变电站,就必须先停工再谘询。他指,市、镇政府能快速将贪官归案,但村地权益问题却互相推诿,不禁令人怀疑官员之间涉及利益输送和互相包庇。
他说:反正政府就是为自己,把我们的土地都卖掉,村民都不知道。变电站的地方本来都是东涌人民的,但是他们说了算就卖掉,其实要建在那里,会否对身体构成影响,那是一个问题来的。”
就事件,本台致电汕尾市政府办公室,但官员拒绝回应。
记者:“我想了解东涌村土地问题,是甚么原因还未能回来?
他说:“这个其实我不方便跟媒体说,我不是发言人,请你跟新闻发言人联系吧。”
去年十月,汕尾市政府曾发出通报,指调查后,证实东涌村委会主任黄希捷、村党总支副书记黄贤武、黄贤沦、黄贤文、官斗、陈响新等六人,已被刑事拘留。指他们自2005年11月至2011年1月期间,涉嫌非法转让村土地使用权17宗,涉及土地面积达70.49亩。
人权组织促释放被捕藏僧
无国界记者组织促请中国当局释放三名青海藏僧,他们自上月被捕后,下落不明。该组织批评,他们向外界披露藏区违反人权状况,中国当局不应打压言论自由。(海蓝报道)
总部设在巴黎的无国界记组织亚太办公室主任伊斯梅尔(Benjamin
Ismaïl)向本台表示,中国当局拘捕示威者及涉及示威任何人士,包括对外传播示威消息,都是当局拘捕的目标。去年12月,青海海南州共和县三名藏僧松尧嘉措、扎桑及益西桑布被捕,因为他们把学生示威消息告诉外界。该组织认为,中国当局应立即释放三人,他们并没有违法,只是告诉外界当地有违反人权的情况,他们所做的有用处,反映当地打压言论自由、宗教自由等状况,国际社会一定要知道这个情况,然后向中国政府施压。该组织担忧今年中国对藏区实施更严厉措施。
伊斯梅尔又指,近日在中国藏区,当局对任何涉及自焚的事情都禁止,包括任何形式的抗议及有关活动,因为这会给传媒知道有关自焚议题及打压情况。去年中国藏区发生多宗自焚事件后,该组织没有具体被捕藏民或僧人数字,因为部分人不是正式被拘捕,有些人被非法绑走或拘留,他们不能与家属联系。2011年3月,四川格德寺部分僧人涉自焚被审讯及判刑,有具体消息,但其后有些拘留或判刑,并没有消息。
本台早前报道,大约千名来共和县自恰卜恰镇“海南州卫校”学生,不满当局派发对藏政策的小册子,去年11月26日爆发游行遭到镇压,警方曾施放催泪弹驱散群众,武警打伤约二十名学生。共和县廿地乡千卜录寺(音译)三名僧人,先后涉学生示威被捕。12月1日警方在西宁拘捕26岁的松尧嘉措,两日后,另外两名僧人26岁扎桑及37岁益西桑布在寺院内被捕。示威当日,十辆军车及一部吉普车抵达寺院,武警尝试进入寺院将他们拘捕,其他僧人拒絶开门,百五名僧人翌日想离开寺院被阻。
另外,青海海东地区循化县两名藏僧涉自焚活动被捕,至今没有消息。在印度西藏通讯主编桑杰嘉指,去年11月21日藏民旺青诺布自焚身亡后两天,文都寺(音译)僧人及民众前往旺青诺布家中进行祈褔法会,两名僧人尊珠及更敦慈成及数名藏民,在途中被抓,但二僧人被当局指控涉嫌带领民众到自焚者家中慰问被捕。
他说:现在中国发布,任何人去参加自焚者家中慰问,或参加超度法会,当局严打。所以这两个案件也是这样,去慰问的时候被抓。
记者曾致电共和县公安局,电话没人接听。
在印度的藏人行政中央网站指,两位僧人的家属,前后5次到循化县政府和公安局打听他们的下落,当局只透露了他们被关押在循化县监狱,健康情况亦没有告诉家属。
僧人尊珠约27岁,循化县文都乡公麻村人;更敦慈诚约30岁,循化县文都乡相玉村人。
中国藏区自09年2月至今,有95名藏人自焚。
加气站涉欺诈逾千出租车堵路抗议
天津市过千部出租车,堵塞京津塘高速出入口,抗议附近一所加气站欺诈顾客。当局出动大批交警到场拦截出租车到北京抗议。被投诉的加气站已暂停营业,接受当局调查。(林静报道)
通往天津机场的京津塘高速,附属的津汉公路其中一段,周五晚有上千部出租车堵路。从网民上载的相片中可见,长长车龙停泊于公路上,令津汉公路全线瘫痪,车龙长达几公里。
一位货车司机向本台表示,当日下午他准备前往机场送货,但上津汉公路不久即被堵住,四线变成一线行车。他说,眼前已有过百辆出租车堵塞在公路上,其后到场的出租车越来越多。听其他被堵在路上的司机说,出租车司机准备到北京抗议,但傍晚已有警方到场制止。
他说:“出租车司机就堵在津汉高速公路上,我看约有是百多辆吧。之后警方来到把他们拦住了,就是不让他们到北京去。”
据自称在现场的网民指,政府派出大批交警,以一对一的方式控制堵路的出租车司机,禁止驶到北京。网民指,堵路活动从下午五点持续到晚上深夜。直至天津公安局局长武长顺亲自到场向出租车司机保证,承诺第二天给他们满意答覆,出租车司机才愿意离开。
综合网上消息,出租车司机不满位于津汉公路出入口的天津市压缩天然气第二总站,过去两年出现不按实际加气量收费,总比其他气站多收十几元。出租车代表多次与加气站协商,日前更聚众围堵气站讨说法,但依旧无果,于是发生周五的大规模堵路维权事件。
一家出租车公司的梁女士向本台表示,涉事的加气站已经暂停运作,政府部门正展开调查。
记者:“上星期五,否是有出租车司机到公路抗议?
她说:抗议是有的,当时警方于堵路现场外面都围了警戒线。
记者:就是司机曾经去过抗议就是了。
她说:是的。说把司机捉走那就没有听说过,现在油站都关门了,好像有检验部门的人去调查。”
本台其后联络到另一间出租车行,接听的职员指涉事的气油站有多收费用的情况,怀疑是加气站工作人员在机器中动了手脚。
记者:听说那个气油站多收钱是吗?
他说:是有的,那是油站的人本身就有问题。
被出租车司机投诉的天津市压缩天然气第二总站,因电话未有登记,本台无法得知其反应。
综合网民消息及维权网站《希望之声》报道,周六部份出租车司机曾再次进行堵路,但未有对交通造成很大影响。司机代表曾跟政府官员开会,司机们提出降价,或是向受影响司机给予补偿,但未达成一致协议。
胡佳被禁出境探望妻女
一直受监视的北京维权人士胡佳,在网上投诉被国保禁止到香港探望妻子和女儿,他表示担心妻女独自在港生活,又十分挂念女儿,胡佳指会设法争取办理护照和港澳通行证手续,尽快前往香港一家团聚。(冯日遥报道)
胡佳周一接受本台记者访问时指,自去年妻子曾金燕带同女儿到香港修读研究生课程后,他与妻女近半年未有见面,期间曾申请出境证件被拒,他批评当局无理剥夺其公民出入境权利,春节前会再到出入境部门申请证件前赴香港。
他说: “去年我申请了两次,都被有关部门拒绝受理,出入境是我的公民自由,我不会罢休,短期内我会透过舆论,或行政申诉,及透过法律诉讼,争取我的公民出入境权利。”
胡佳指,妻子曾金燕因为受到国保长期的骚扰,她内心已产生创伤,已不想再返回北京,即使临近春节,妻子亦不会带女儿回北京过年,胡佳指,她与妻子一起的10年间,妻子因他而饱历风霜,目前连累女儿失却父爱,令他感到万分歉疚和痛苦,他必须设法作出补救。
他说:
“刚过去的圣诞节假期,谦慈回来北京陪伴我们一起过了十日欢乐时光,虽然我们半年无见,但她与我们相处得十分融洽,她下次的假期要等到今年的暑假,届时我75岁的双亲不知还在不在,而且母亲还患了癌症,而我亦可能已被抓捕坐牢,已经有太多的遗憾了。”
胡佳稍后会向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及通州区出入境大厅,办理申请护照及港澳通行证的手续,以探亲为由申请来港,但胡佳指,由于被当局视为身份敏感人士,预期申请会遇到阻挠,胡佳对当局公然剥夺其出境权利表示愤怒,誓言不会就范。
他说:
“举凡任何有意出国的人,他们都被迫签一份保证书,承诺出国后不发表批评中国政府的言论、不接受采访、不接触其他敏感人士等,才会获放行,国保不会真接对你说,出入境部门就是想借此迫你妥协,要我接受禁声才获出国,这是个天方夜谭,我绝不能接受这个条件。”
记者周一多次致电曾金燕的手机,其电话一直无人接听。
胡佳近日在其推特抒发挂念妻女的情怀,他说,本月二日是他和曾金燕的第八个结婚周年纪念日,其五岁的女儿胡谦慈独自乘坐飞机前往深圳,在深圳与金燕汇合并返回香港。
胡佳与徐友渔等大陆异见人士上月28日突破封锁,挣脱看守人员的纠缠,成功探访被软禁的刘晓波妻子刘霞。他们会面祇持续了3分钟,在监守人员到场前自行离开。
社科院指市民对社会越来越不信任
中国社科院调查显示,中国社会总体信任指标进一步下降,低于60分的及格线,出现了人际间不信任扩大化,导致社会冲突加大。有学者认为,政务不透明,公民的自由言论得不到保障以及监督不力等,都是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维灵/林乐同报道)
社科院周一发表《中国社会心态蓝皮书》,对北京、上海、广州三市居民进行调查,结果显示,被访者对社会总体信任程度得分为59.7分,其中对社会信任持肯定态度、并表示非常信任的仅占四个百分点,与上一年调查相比,北京和上海的社会信任程度都有较大下降,只有广州略有上升。
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周一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这份调查报告,总体来讲比较客观地反映了当前中国社会状况,造成这种情况,主要是政府的政务不透明,公民的自由言论得不到保障以及社会监督不力等。
孙文广说,
“民众之间,或者是民众与政府之间的信任度下降这个很明显的。政府说的一些事老百姓不太相信,为什么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感增加了,一个是政府对民众采取蒙蔽的态度,有些地方是欺骗,比如说环境的污染,食品的安全,他们都是不让民众知道﹔另外一个,官员的财产不知道。”
孙文广表示,社会信任水平下降,使到人际间以及群体间的的不信任度加深,加大了公共事件发生的频率,增加了社会管理的成本。提高社会的信任度,政府的政务必须透明,而且,官员的任命必须有一个民主的决策过程,而不是黑箱作业。
资料显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研究所每年发布的《社会心态蓝皮书》,主要是对一年来中国的社会心理健康、生活满意度、安全感、社会公平感、社会支持、尊重和认同、社会信任和社会情绪等方面进行研究,从总体上分析当前的社会心态,发展趋势和存在问题等。
万延海评论:中国艾滋病防治需要透明和民主
世界艾滋病日前夕,中国政府高调放风,将给1000多家民间艾滋病组织注册和资金支持。副总理李克强11月26日会见了部分民间组织和感染者代表。但是,这些组织却被政府选择和安排,并不真正中国从是艾滋病防治工作的民间组织。
听起来很好的事业,人们却有不少的疑虑,主要原因就是中国政治不民主和不透明。政治不民主,人民无法参与政府政策出台和落实的过程中,只能被选择;政治不透明,对民间组织登记注册,以及政府购买民间组织服务,人们缺乏对规则的了解,难以监督政策落实情况。
正如11月26日和李克强会见的民间代表一样,未来哪些组织获得注册和获得政府资金支持,主要是政府挑选的结果,而缺乏公平公正和透明的规则。因为政府挑选,缺乏透明,不仅会出现腐败,而且迎合官方的民间组织迅速滋生,会破坏艾滋病防治工作民间组织的环境。
民间组织不能自主发展,不能为人民代言发声,不能监督和推动政府,民间组织就只能成为政府意义上的“腿子”。可以做事,但无法纠正政府的错误,甚至可能和政府同流合污。
艾滋病在中国流行已经有27年的历史。中国“坚持政府组织领导、部门各负其责、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工作原则。但是,中国政府组织领导的艾滋病防治事业却犯下诸多重大错误。
上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政府建立闭关锁国的艾滋病防治政策,禁止血液制品进口和限制感染者入境。其结果,国人长期误以为艾滋病是外国人疾病,无论个人,还是医疗卫生机构,缺乏对艾滋病的防范,导致90年代中期的艾滋病血祸。
对河南艾滋病危机的掩盖,成千上万的艾滋病患者在政府沉默中死亡,根本就是不民主和不透明的恶果。比如,2001年11月,中国召开第一届中国艾滋病性病防治大会,也是唯一的一次全国大会,但主办单位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竟然对论文征集要求:“来稿须经单位审查同意并加盖单位公章,若有大量血源感染HIV的文稿请作者加盖当地卫生行政部门公章。”政治审查保证中国政府持续对污血案艾滋病流行真相进行掩盖。河南政府持续对医务人员、记者和志愿者们进行迫害,试图阻止他们揭发当地艾滋病流行的真相。对边缘弱势群体的冷漠,也是政治不民主的恶果。中国云南省是最早发现艾滋病流行的省份,但是因为感染者主要是边境地区吸毒人员,政府长期忽视感染者的医疗,很多感染者甚至不被告知自己患病,从而在无知把疾病传给亲友。根据云南艾滋病防治工作大事记,在1989年底发现艾滋病流行,到2004年中央政府推出给艾滋病患者免费抗病毒治疗和关怀政策,云南省没有记录重要的艾滋病防治工作。
中国政府目前每年投入数十亿人民币用于艾滋病防治,但因为资金不透明,政策和项目措施落实出现问题,比如学校长期缺乏艾滋病教育、娱乐场所缺乏安全套供应、艾滋病家庭的孩子缺乏照顾等。同时,自上而下的官僚体制也制约了艾滋病防治工作的效率,各级卫生部门和单位听从上级机关布置的任务,而对受到艾滋病侵害的社群麻木不仁,防治措施要么不落实,要么落实不到点子上。
中国艾滋病防治,急迫需要透明和民主政治!(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专题:以法律手段箝制言论或适得其反
中国当局透过实名登记制度监管网上舆论,正当“实名制”广泛使用之际,人大常委会上个月通过修例,以法律手段进一步箝制言论自由的空间。但网络人士认为效果不大,进一步立法只反映政权的怯懦。(刘云报道)
在资讯发达的今日,网络已差不多成为民众互通消息、交流经验和抒发感情的主要桥梁。中国拥有庞大的网络人口,最新统计网民已过五亿。一向箝制言论自由的中国大陆,自必会想尽方法,去堵塞自由开放的缺口。远在十年前就首次提出未成年人士进入网吧要实名制,2006年再进一步监管,要求所有使用互联网发表言论的网民,需具名开设博户帐号,随后,再扩展到影响迅速的微博,在中国社会,所有网络服务供应商都不能说不,甚至不敢说不,做顺民配合政府似乎是惟一途径。
上月28日,中国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中,以145票通过赞成正式立法规管网络信息。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李飞表示,加强网络信息保护旨在维护公民信息安全及社会公共利益。言犹在耳,又再度引起民间反弹。
不过,一直在门户网站工作的徐先生谓,实名制自推出以来,他个人并未感到强烈的讯息,有关措施影响了网民表达言论。不过,他揣测民间再度热论的原因有两,当中除了较早时透过网络成功揭露官员的贪腐,致一般民众对以习李为主的新一代领导人抱有相当的期望而致,故突然间看见以法律的手段箝制言论空间,感到莫大的落差之外;另外的一个原因,立法决定的迅速度令他们感到公权力与人民的权利,出现很大的差距。
“公权力太大。你与公权力对抗时,你会有很多的担心。所有的东西包括微博所谓的实名制都是工具性的东西,关键是谁用?”
他更以民间多年的诉求一直都未能实现,但短瞬间却目睹操作有众多问题的实名制却可快速立法作为例证。
“官员申报财产制度已提了十多年,都没有立法。批评网络只不过很短时间,立法就来了。所以,对于官员的监督及老百姓的监督,因为网上发言的更多是老百姓,速度反差之大让很多人不能接受。”
他估计,网上报料的事情可能会在立法后有所影响,但是,对于一些关切自身利益的网民,他相信影响不大,因为他们大多是上访访民,在一片‘上访不如上网’的氛围下,他们都愿意透过网络具名申诉自己的冤情,以增强讯息的真实性。
徐先生觉得,实名制对网络的活跃人士更不会造成影响,他们即使使用别的名字显示在帐号上,熟悉他们的粉丝定可将他们辨别出来。实名制有其一定性的好处,因为也有一些公共知识份子如维权律师贺卫方便连番遭极左思想的网民在网上攻击,致被受攻击者也可透过法律途径状告诽谤者。他更不认为实名制与成为官方打击揭秘者的工具,无必然关。不过,他质疑实名制的操作性,个人资料如何得到真正的保护。
事实上,微博实名制早已先后在全国各地实施了2年,北京市前年底亦推出有关规定,述明在北京市互联网注册的网站,新旧微博用户都必须推行实名制。网民更因为实名制初推行之时,采取反抗行动,致令微博的用户量大幅降低,众多用户使用的新浪网的股价亦一度反映实否,下跌了11%。
一直被国安盯著的网民野渡,更自嘲实名制已对他“刀枪不入”。
“对我们这类网民肯定不会有效果,因为我们在互联网上的发言从来都是公开自己的身份,从不匿名,因为我们相信自己所做的事是符合中国的宪法,只不过,是官方用了不公正的手法做事。”
不过,他更觉得实名制并非如中国当局想像中的“如意算盘”。虽然,可能使一部份的网民停止发表讯息,时政类的议题或转载境外的新闻会造成影响。但是,实名制对大部份的网民而言无所畏惧。
“在整个互联网推行实名制之下,意义不大。最关键是现时官方与民间已严重分裂,所以,实名制对民众而言已是少事一桩。”
可是,他质疑这制度是否可良久持续下去,同时间,服务商对有关制度也会感到不满。
“服务商肯定要增加人力,另外扩大数据的纪录便肯定要购买更大的记忆体硬件,同时间,又要应付网监的检查,这对他们来说造成很大的成本。”
纵使,服务商有多大的不满,野渡说,中国境内的服务商都会逆来顺受,仍旧执行。他估计,立法后的初期可能会对网民造成心理上的恐惧,但是,当多人关心一些事时如广东省宣传部部长庹震疑直接干预“南方周末”新年献词一事,人民内心的恐惧感自会打破。
据悉,中国当局推行网络实名制有参考韩国的经验。韩国的网络实名制同样要求网民具名兼提供身份证登记户口。当时提出有关制度是前总统李明博,他上台后于2005年便落实推行,当时被指有关政策目的是要压制异见者的反对声音,2年后,李明博再进一步收窄民间声音,透过“网络讯息传播法”箝制每天超过30万名访客的网站,采用实名系统;2009年,更把访客量再降至每天10万而已。事件立即引起韩国人民反弹,联想起昔日专制政权统治时,国家为打系朝鲜间谍而作出种种的人身自由限制。有关做法最后冲不破法律的考验,今年8月获得韩国的宪法法院裁定有关法律违宪,影响人民的言论自由及隐私。
不过,法律学者滕彪坦言,韩国法院作出的裁决,无可能在中国出现因为中国的司法制度不独立,更以肯定的口吻指,实名制立法后肯定会对公民权利构成非常大的威胁,相反,对一些人却是有利。
“肯定会有,因为这制度等于加大揭露腐败事情的人的风险及成本,肯定这措施有利于腐败份子。”
滕彪谓,有关立法及事前的管理规定已肯定违反中国宪法第35条,因为网络实名制就是令言论受到事先的审查。同时间,官方更可进一步据此途径作出报复。
“肯定有,之前就已有很多人在网络上揭露腐败或批评政府,就受到(报复),他们上网的讯息被政府查到或被网站报告到公安部门,有很多网友就被劳教或判刑。这些事经常有。有了这制度,他们打压这种言论该更容易。”
一名不便透露姓名的网络培训专家对本台谓,他相信,有关的立法只是口号而已,因为在现实操作上有很多问题,因为坊间已有人出售假的身份证等资料,以便用户使用。他更扬言,官方进一步以法律箝制言论自由,只不过反映他们对政权的怯懦而已,故他呼吁网民开设多个帐号,以备不时之需。
九鼎茶居:天朝特色,做官就是为了贪(上下集)
佛山谢女士来电,以亲身经历和见闻去分析中国基层官员的严重腐败和升斗小民的困苦生活。谢女士说,有些现象本来在任何地方都是极度荒诞,但在中国官场却是常态,比如一个办公室只有三个人,但一定是一个正主任一个副主任,两个领导去管理一个下级。
中国最严峻的问题就是贫富差距,而且这种差距正越来越大。当局并非没有看到,但它看到的是贫富现状对社会及民众的负面影响,所以要断然屏蔽。
中国政府自1978年起每年均公布基尼系数,到了2000年,显示贫富差距的这个系数逾越零点四的国际警戒线,到了2004年,超过了零点四六,从此国家统计局不再公布这一系数。有污盛世的种种事实、数据、语言,都可以统统让它们消失或者改写。但据中国社科院的一份报告披露,中国2006年基尼系数已逾零点四九,现在更逼近或实际上已超过零点六。
永远执政的共产党已成为不折不扣的利益集团,他们对日益恶化的社会不公有所顾忌吗?
谢女士说,她看不到体制内的官员对民间疾苦有任何同情心,对平民的压榨只会变本加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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